游街示众

一天上班不久，长江航运管理局(简称长航局)大院内显得有异样的气氛和不平常的嘈杂声，欲下楼去看看，张明局长的姓唐的前秘书抓住我的右臂，粗暴地推我到长航门外去，一堆木柴正在熊熊燃烧，一些人跪在柴火堆的周围，仔细看是孙昭雄总工程师和许得所总船长及高伯琛等人，唐秘书把我按下去，照已形成的姿态跪在火堆旁边。大概预定的批斗对象已经到齐，我的胸前挂上了一块“大右派李肇基”的硬纸牌，其他下跪的人亦挂上内容有别的牌子，由大批青年干部押送上街游行，高伯琛与我并排游行时，他处于非常紧张和神智不清的地步，几乎不能举步，招致押队人的斥责。

我们被押到海员公园内，全体对象跪在地上，高伯琛在我右侧，冯海明院长的爱人王瑞俊(后来自杀身亡)跪在我的左侧，他（她）们全身无力，吓得颤抖不已。我还比较镇静，胡思乱想地认为这样搞是从那个司令部发出的指示！？心想每个运动开始总要乱一点，以后会有好转吧？

在海员公园开了简单的斗批会，有人指出名来简单各讲了几句有关“罪行”的话，可是提到我的姓名时说，“罪行另外公布”。这一批人在街上游行时，观看的人群“如山似海”，我在游行队伍中的消息，很快传到在市21中读书的小儿子李邦联的耳朵里后，气得他整天不想回家，好象是“无面见江东父老”。

上午游行后回到长航大门外，又押上一辆汽车被送到武昌设计规划院去，被押送的是孙昭雄、顾永怀和我三人，顾永怀是原来科研设计院的科级干部，七十年代后任长航总经理。难道亦系被批斗的对象吗？车到规划设计院有人叫我们在一个仓库门外坐在地上休息等了一刻，有位状似领导的人叫我们到食堂门外去吃饭，我说“现在吃不下去”，他勃然大怒地说：“你要绝食，我们不怕。你好好地考虑一番！”我确切考虑之后，现在一点饭都不吃，不知往后还有些什么节目?需要多少时间?又如何应付？不如在目前难以下咽的情况下勉强吃一点也好，否则难以支持下去。于是站起身来，跟着他们走到食堂外面，仍然坐在地上，等候革命的群众为我们拿饭菜来。不一会端来一盘江豆，二两饭菜，感到太丰富了，估计吃不完，用筷子挟了一些放在饭碗里，正准备吃下去，突然来了一位面目清秀貌似聪明，年纪近三十左右的革命群众，正颜厉色地指责说：你这个“大资本家！”平时浪费人民财产成了习惯，现在吃一盘菜又剩许多，太不象话，限你立刻给我吃下去！我望他一眼没有答复。手拿着筷子又挟了一节江豆慢慢吃下去。他可能认为这个命令已经生效，就铙恕了我，得意地走开了。

下午，又开了设计规划院全院的批斗会，对孙院长和顾主任宣布了他们的“罪行”和批斗的内容，闹哄哄地，我并未听得十分清楚。说到我时，仅仅讲了一句：“以后开小组会时再宣布”。仪式简单草率，完毕后，又拖到街上游行，大约不足两个钟头。我与孙院长两人被强令共同抬出一座纸扎的碑，上书“民生公司之墓”。我心潮汹涌，解放后，我一直思考“民生公司”这样大的企业最好是交给国家，我并不主张卢作孚继续经营和维持这样一个企业。长航不是己经做到了吗！民生早己埋葬，现在确又象征性地做到了！在游行终点时把它亲自火焚了！不过由孙院长来协助我，太不“合乎逻辑”了！

勒令一个星期内到农村

随之而来的是“除四旧，立四新”，市内的各校学生纷纷成立革命组织，他们不仅在学校内部活动，而有的学生组织还活动在校外各里弄街道上，如市20中学的学生革命组织，还有教师领导进行“除四旧，立四新”的活动。这个学校的革命组织负责人黄江波和他的弟弟黄波波正因为他的父亲黄绍周是江岸区委书记，举动更为突出。我的儿子李邦潮在该校读初三，因语文、英语、数学各科均名列前茅，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另有近20人的学生在教师领导下三次到我家进行“质问”，——在他们看来可能叫“批斗”。他们第一次来即在我的门前贴上一张大字报，内容是“要我在一个星期内主动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在门前要我出去当面答复。一个学生代表叫杨勇对我说：“你见到这张大字报了吧？我们限你在一个星期内主动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说：“你们贴的大字报，我看了又看，但是不理解。我是中央交通部直辖的长江航运管理局的一个成员，上级如有命令来，我认为是合法的我会接受；如不合法，我可以拒绝。你们是二十中学的学生，我不理解你们何以有权来对我下命令？待我向长航领导请示后才可答复。”

我又补充说：

“如长航领导对我下达类似这种决定，我不提出我“无权”、“主动”向农村公社作此种请求。我的家属还有受瞻养的人，怎么办？我这快七十年纪的老人，要下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依据是什么，请交给我看看。”这位领头人小杨勇与带队老师耳语片刻后宣告“以后再说”，走了。

第二三次来他们不谈下乡问题上。另谈到我在长航有多少股金问题。我说：

“我在长航有4000元股金，每股20元人民币，共200股，公私合营后定息每年可得320元，我的主要生活来源靠薪水收入，根据中央规定不能作为资本家。长航亦有不少革命组织，又有政工部门，弄清楚这个问题，和如何对待，恐怕仍应由长航内部去办较妥。” 从此他们不来了。

抄家

但该校叫邦潮回家清理反动的，旧思想的书籍，表示他们要来检查。不知是什么学校和据说是“上缴”，但又未交收据给我家。

咸安坊的居民治安组长卢惠琴是一个家庭妇女，操下江口音，她的丈夫是一个木匠，因而她以无产阶级自傲了。她与林彪的亲兄嫂往来密切，经常挑拨我家与林家的是非，结果被我们揭穿。文化大革命一来，她以革命当家人自居，在咸安坊里弄强迫“资产阶级”家庭的妇女，不论是否年老体衰，一律定时清扫阴沟，十分认真负责。她指使一些中学学生来我家中自由出入拿东西，不知是什么身份的人，据称为是废品公司职员，在我家里自由选择书籍，先后来家拿走了我多年搜集的书籍，不少难买的珍贵书籍，约五六千册之多，有的按照每斤0.08～0.12元的单价付了钱，由卢惠琴代收了去，由她中饱。她对人经常以“白眼”相看，组织群众批斗她看不惯的家庭妇女，且冠以“资本家”的头街。不知为了什么，她这种批斗竟把我爱人放掉了，算是“恩赐”吧？但把我多年累积的上万册书，就这样，大体上一扫而光了。

两次向长航领导请求，请派红卫兵到我家检查，结果经理室干部王哲儒和王秀娥等数人来到我家。我早已把穿的西服和皮毛衣服集中在两口皮箱内准备由他（她）们拿走，不料没有办，据说上级曾有指示，这类东西听凭我们在必要自行处理，这是意料不到的事。拿走些什么呢？书籍方面拿去了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两开版）壹本，李鸿章书扎全套壹木箱，辞海壹套，拿出后又退回。器物方面拿去红木装置的恽水花卉（16）幅，女旗袍壹件，女高跟鞋壹双。银行无存折，箱内无存款，公债券有几张均未动。民生公司最高负责人对我的聘请书却被看中拿去了。一切家具未动。但他们对我家下了一个命令，限期把老保姆邹英发，孀妹李安荣，送回原住老家去。我们遵办了。

房产科长要搬来住

长航房产科的干部姚泰阶（注：听说他曾当过上海租界的巡捕）先后几次来家，口称上级命令限我家立即搬走指定房间里的器物，让给房产科纪子春科长全家居住，并勒令把长航早已作价卖给我家的五抽柜让出来交给纪科长使用，我亲口问他“姚泰阶还命令我要让出一个五抽柜给你装衣服，不知有无此事？”纪科长很爽快地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个上级命令，未遵办而吧。

我原住咸宁坊13号，五间房，约100平方以上，从反右斗争结束后，我自觉地先后两次让出房间。在文化革命开展以后，我已照奉姚泰阶转达的命令又让出两次房间，结果只剩下约10多平米的一间住房了，由我原来居住的面积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大的儿女均已离家，保姆和孀妹亦送回四川老家去了，我家人包括小的儿女，尚有六七口人挤住在这间房里。

刘惠农的握手

在我被长航局划定作为右派份子后，童少生正被四川省人委决定调任副省长，他会见武汉市刘惠农市长辞行时，谈到我被批斗揭发的事情时，刘惠农感到心中很不好过。童少生说：“刘市长听到你被划为右派，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心中很难过。”童又说：“刘市长希望你坚强一些，从速改正错误。”这几句由童少生口里说出来，感到不是滋味，使我一时无言以对。记得在我被划定为右派帽子后，在东湖风景区的一个餐厅里，突然看见刘惠农市长和李尔重宣传部长亦来到餐厅，我正想避开他们的视线，刘市长突然走到我的面前亲切握手，弄得李尔重部长亦同我握手。这个意外事件仍使我“永志不忘”。内心亦有些难过。

右派帽子摘掉以后，张明副局长约我商谈重新分派什么工作时，他首先问我“打算搞什么工作？”我答复他“如可以允许的话，我请调到科研设计院去”，他说“你还是喜欢搞科学，那很好，你到科研院去当副院长，行吗？”我说“同意你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