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强从1932年14岁时参加革命到1988年“八一”建军节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
1918年在江津出生，祖籍四川的巴县。出生和幼年正处四川军阀年年混战的战乱时期，随母亲在成都、重庆、泸州、万县…..等各地流动。生活极不安定，学龄时在重庆江北贫儿院半工半读，从小就得到劳动锻炼。
1925年至1932年，童年时期在武汉上小学和初中，经历了北伐革命军叶挺率部围攻并占领武昌及以后的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时期，参加儿童团，受到革命的洗礼，也经历了1927年革命失败后武汉的白色恐怖时期，在童年的心灵中留下了革命与反革命的鲜明对比。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歌声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引导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
----1932年至1936年在北平、南京，进行地下革命斗争。-----
1932年秋在北平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周年纪念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秘密涂写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听进步学者报告、到门头沟煤矿区工人中进行抗日宣传募捐等活动。并伪装成卖报童作贩报儿童工作。
1933年3.4月，日寇威胁平津，蒋介石乘机派宪兵第三团蒋孝先部队进驻北平，对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残酷镇压。同时，在王明左的路线的下暴露我党地下革命力量，很多同志被捕，地下党团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疏散和保存革命力量，很多同志都调离北平，1933年5月，经组织决定调离北平。
1934年夏考入南京伪军政治部化学兵队（化学兵学校）学习，入校后广交朋友，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
1935年初参加创建秘密革命群众组织“读书会”。在“中共浙南特委”领导下，在敌人心脏南京军事学校冒着被捕的危险，积极发展革命组织，展开合法和秘密革命斗争。在地下斗争组织发展进程中，组织了总支部，下属若干基层支部，董启强是其中支部书记之一。在敌人军校中开展地下革命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读书会”的20余名同志先后奔赴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成为领导骨干。
1936年初“中共浙南特委”决定“读书会”牌一些同志到这难开展游击战争，同年5月初，“读书会”的8位同志，经过惊险的周折，终于在一个星期日先后从“南京化学兵队”出走（开小差）。当天分乘火车安全到达上海，其中四位同志先离开上海赴浙南苏区。董启强和另两位同志经上海地下党决定去陕北苏区。
------从白区到苏区，有白军转为红军--------
1936年6.7月由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带领分散的几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在上海乘轮船经连云港换火车抵西安。同年8.9月，从上海来的11位同志换上东北军的军服，乘上一辆军用卡车，经一天路程，夜里抵达东北军前哨据点。
第二天佛晓，由东北军为向导，送同志们到“赤白区”交界处，换由苏区联络员带领，通过中间地带10余里，在山头上一位年轻的红军团长带领一排红军迎接这些从白区来的同志们进入陕北苏区。李克农同志接待了这些同志。经几日行程到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董启强被分配到“少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军事体育部工作。穿上红军军装，戴上红五星军帽成为红军的一员。
领导同志对白区来的小知识青年十分爱护和关怀。
同年11月送董启强到保安中央红军大学一科（红军高级领导干部队）学习，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校上课和作报告。毛主席讲了中央苏区“围剿与反围剿”的总结。
在散步中，常见到周恩来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十月革命纪念会”上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听了他的报告。在列队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到保安同中央会师时，第一次见到走在部队最前面的朱总司令。
“双一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进入了革命新形势转折点。1937年1月党中央和红军大学转移到延安，红军大学整编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董启强先后在“抗大”第三队、二队（红军老干部队）学习。
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少共中央”和共青团改造，于1937年4.5月在延安召集西北青年代表大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董启强作为红军和四川省青年代表正式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
共青团改造时，董启强于1937年1月在‘抗大“二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赴抗日前线1944年冬从抗日前线重返延安-
“七七事变”后，“抗大”几个红军干部学员队开赴前线，董启强被分配到红军“援西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整编为“八路军”129师后，开赴晋东南太行山区，随教导团团长张贤约同志带领的教导团一部分学员队，到河北沙河、邢台的太行山区一带，参加歼灭搞磨擦的国民党溃军，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并担任沙河民主现政府军代表。
1937年冬，调129师随营学校政治部任教育科长，经历了日寇对129师大规模的六路围攻和九路围攻及反围攻的胜利战役。
1938年夏，调冀南平原地区129师抗日东晋纵队政治部人宣传教育科长。
1939年初到太行北方局党校学习。
1939年春任冀南军区教导队政治教导员。冀南军区干部轮训队（轮训营级干部）任政治处主任。
1939年冬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经历了冀南平原“扫荡反扫荡”和“百团大战”。
1942年“四.二九”日寇对冀南军区领导机关进行大规模“铁壁合围”，冀南平原全部县城和乡镇被敌占领，据点密布，抗日根据地变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部队对敌斗争转为分散的小部队游击战。
“四.二九”后调冀南军区新七旅任政治部主任兼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旅兼军分区）。经历了“六.一一”和“九.一二”两次敌人大规模“铁壁合围”，敌人合围扑空而失败。
1943年冀南地区遭到大旱灾，在日寇“三光”政策下，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军分区领导机关转入地下，小部队和武工队在敌据点密布的活动余地极小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和地道斗争。在敌人频繁的小合围中，军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同志和副司令员夏祖盛同志先后牺牲。政治委员因病调延安。
董启强在5月3日的突围战斗中，头部、胸部和手腕负伤。在地下群众的掩护下动手术，伤未愈返回部队。在分散活动中，军分区参谋长在敌人合围中被俘。军分区领导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同六地委领导同志依靠各县游击队武装力量和群众直至1944年夏，度过艰苦的大旱灾，获得夏粮好收成，收复乡镇敌人据点，开辟了运东（运河东冀鲁边的夏津、高唐等县）大片新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形势好转。
1944年秋调离冀南第六军分区，赴冀鲁豫军区太行后梯队整风。带领干部大队（任政治委员），到达太行山后梯队时“整风”已是尾声，经组织同意返延安学习。
1944年冬从抗日前线，经过无数敌人封锁线和河山险阻，安全到达延安。
1945年初先后在中央党校二部和新三部学习。
学习期间正值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党校及时传达和学习会议精神和文件。为迎接全国胜利武装了集结在延安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党同志的头脑。
日本投降后，如同“七七事变”后一样，党中央把积蓄的大量干部力量又及时地从延安派往各前线。
1945年冬，从延安动身，经张家口于同年夏返抵冀南军区。
----参加解放战争，进军大西南，打回老家去-----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全面大举进攻解放区，当时调任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参谋长。部队南下，同年7.8月展开濮阳战役，独四旅阻击敌人向濮阳进攻，配合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二、三、六纵队，歼灭敌主力两个半旅，争取了解放战争首战大捷。
1947年4月，刘邓主力展开豫北战役，围困安阳之敌。同年6月撤出围攻安阳部队渡黄河挥师南下，独四旅继续南下，此时主动要求调野战军下团锻炼。故调二纵四旅主力团12团任副政治委员（团长牺牲，原团政委兼团长）。7月20日前后，参加全歼敌军66整编师，活捉宋瑞珂市长的羊山集血战和鲁西战役，歼敌9个半旅的战斗。
1947年8月上旬刘邓大军实施战略中央突破，千里挺进大别山，参加历次战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1948年5、6、7月参加宛西、宛东、睢杞战役，歼敌整编57师师部及一个旅和区寿年兵团。
1948年9月调二纵政治部任宣传教育部部长。
1948年11月参加全歼黄维兵团的淮海战役。
1949年春长江以北全部解放，刘邓大军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二纵改番号为二野三兵团第十军。
1949年4月百万雄师渡长江，第十军在安庆以东强渡长江。参加十军渡江先头团战斗和追歼敌军。
1949年二野三兵团进驻金华，调三兵团派驻金华“浙江英士大学”军代表，负责筹建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在金华动员英士大学和各学校进步知识青年四百余人于6月在英士大学隆重举行二野三兵团军大三分校成立暨开学典礼。6月底学校随兵团回师芜湖，又招收一批知识青年入校。学校共有一千多名学员。7月下旬，全校人员参加了兵团在芜湖召开的进军大西南动员大会。“八一”后全校即开始向大西南进军。途经南京、郑州、孝感、沙市等地，于10月12日到达湖南常化，路过沙市那天，参加了沙市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大会。
学校在常化休整约一个月，进行了机构调整，学校改称三兵团军大三分校一总队，直属兵团领导，董启强任一总队政治委员。
三分校一总队于11月8日从常化沿川湘公路继续向大西南进军。途经泸溪、永绥、酉阳、黔江、彭水、武隆、涪陵等地。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同千余名男女知识青年打成一片，同艰苦，跋涉一千六百余里，于12月中旬胜利回到老家，到达重庆，进驻南温泉。
这期学员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后，成为部队建设和解放初期大西南地方政权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大多数现在已是各级领导骨干。
第二期于1950年初在重庆地区招收大、中学生千余人，部分学员提前结业分配到部队或地方，参加征粮，剿匪和政权建设工作。多数学员于1950年9月毕业分配工作。
----从培养现代化国防军干部的教育战线到国防尖端科研战线的30余年----
1950年5月奉西南军区电令，二野军大三兵团第三分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川东分校”。
1951年初，军大川东分校奉命整编。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川东军区步兵学校”校长、政委由川东军区首长兼任。董启强任校副政治委员。
1951年4月，根据总参谋部和西南军区的指示，为统一全军步校番号，川东军区步校奉令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步兵学校”。董启强任校政治委员。
1952年8月以六步校组织机构为基础组建西南军区政治干部学校，后又改称第二政治学校。学校从南温泉迁往北碚新校址。董启强先后任校教育长和副校长（军级职务），参加“为办好完全正规化的军政学校而奋斗”。
1954年秋，带领重庆第二政治学校到长沙，同长沙政治学校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任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
1955年春调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教材编委会，负责主持常务工作。在总政和政治学院的领导下，编委会同志和政治学院政工教授会的同志，经两年月的努力，编写出政治工作教材初稿，于1957年付印出版。
1957年1月调通信兵电子科学研究院任副政治委员（院首长由通信兵首长兼任）。
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火箭）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1957年11月16日以电子科学研究院为基础组建国防部第五院二分院。五院首长兼任二分院首长，董启强任二院副政治委员。
1959年12月任五院二分院政治委员。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国防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摸索出一套我国独有的研制火箭、导弹的组织管理办法。并写入《五院工作条例》，在整个五院系统进行推广。
1960年11月5日9时2分24秒，“东风一号”导弹起飞，7分多钟后，命中目标区，试验获圆满成功。“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聂荣臻副总理祝酒时的讲话）。这是对董启强和二院全体同志们工作的肯定和表扬。
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65年取消军衔时定为行政8级。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同时，授予二级独立自由、解放勋章和“八一”奖章。
196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以五院为基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二院随即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董启强任二院党委书记。
董启强十余年同航天事业科研、生产战线的同志们为创建和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和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而努力奋斗！
董启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深受林彪、“四人帮”及反革命帮派体系的残酷打击迫害，无数次非法炒家打劫，在七机部院内和北京各单位轮番批斗，并被绑架到上海科研系统和机电二局系统各科研单位轮番批斗，押返北京后即被关押，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达5
年之久。
1971年“9.13”事件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失败后，1973年1月任二院党的核心组长，为了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着手大力进行整顿，以迅速改变二院当时的混乱局面。这些行动和措施，遭到“四人帮”帮派的激烈反对。
1973年9月10日，“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亲自点名对董启强进行批判，并在1973年11月5日在中南海会议室召集会议，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上纲越来越高，“帽子”越来越大。会后即被“监护审查”从此又被关押达三年之久。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1976年11月才“解放出来”。
1976年七机部党组织做出正式决定：撤销董启强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清除出党，遣送京外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待“中共中央”批准时，随即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未能得逞。
董启强在十年封建法西斯专政中身心受到残酷的摧残，家属子女受到严重迫害。
1979年9月23日中共七机部二院委员会在“关于为董启强平反的决定”中指出“董启强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迫害下，坚持党性，进行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经受住了反面的严峻考验和锻炼。
1979年1月调长沙国防科委国防科技大学任副政委，在国防科大新党委的领导下，在全体同志的努力下，使遭到“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恢复和发展了“哈军工”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向一流的科技大学前进。在此时期，董启强分工参加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校三人领导小组，分工负责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日常领导工作，参加了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研制全过程，在上级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配合协同下，在银河亿次计算机科研战线的同志们艰苦努力奋斗，经过5年搏斗，终于提前两年于1983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亿次计算机——“银河亿次计算机”，这是我国大型计算机的重大突破。
“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5年，是教育战线和科研战线相结合的5年。
1983年响应党的号召，12月离休。从此走完了30余年国防教育科研战线和国防科研战线，为国防装备现代化沤心沥血的工作历程。
董启强有着特殊的气质，有着广泛的兴起和爱好，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运动，常年坚持游泳、气功。青年时代即爱好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各类报刊杂志。一生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水平。
2005年12月8日下午3点在北京301医院因肺癌导致的免疫力丧失去世，享年88周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