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我也常常去一些老同志家聊天，才发现，这个连队一样不平静，分好多派。指导员郭文龙是东北人，东北人都和他是一伙的。副指导员郑国雨是河南的，河南人又和他是一帮子，还有一帮没有后台的四川帮。我因为是北京知青，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所以并不介入他们的派别之争，各派的家我都去。渐渐得他们发现我干活尽力，不耍滑头，又深入到他们之中，对我也越来越好。郑国雨也让我管理版报。我也在散工后认认真真的办板报，有一天我正在写湛蓝的天空….，师院附中的王林就问我湛蓝怎么讲，我说可能是天空的深蓝色吧。随后他就走了，我想我回答得没问题。

            再之后北京的男生和上海的还是双鸭山的男青年打了一架，从此奠定了北京青年在连队里的霸主地位。听说那天食堂开饭晚了，上海的还是双鸭山的青年集体敲碗，敲得大家心烦，有人说他们不要敲了，结果他们不听，态度还不好。一下子就把大伙的气给激起来了，于是就开打了。一直打的他们跑到了西面最远的路的尽头水渠边。虽然连长、指导员在大会上批评了北京男知青，不过也说了上海或双鸭山青年。再后来又来了天津知识青年，因为有北京知青在连里撑腰，职工对女青年也都相安无事。有一次去团里开会学习，住下后，紧挨着我的是个二队的老知青，对我也挺热情的，后来就听说她和他们连队的领导有不正常的关系。好像是被胁迫的，所以现在是二队的红人。听其他队的同学们说很多老女知青都有这个问题。我们连是新建连，所以没这个问题。我刚知道时还很惊奇，还说她们为什么不上告？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什么是腐败，还没处去伸冤。欺负的就是他们为数少，没有权力和势力，普通人家的孩子。

            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搞板报，指导员把我调到食堂，工作量和强度一下子就减少了。发面，揉面蒸馒头，炒菜就成了我的工作。严大爷是负责烧火的河南人，他的儿子在拖拉机班开拖拉机。如何把洋白菜炒得好吃，是食堂的老员工们教给我的，有脸长长的河南的伙房事务长，还有河南的小夏和严大爷。比如用酱油呛锅……。

            晚上大家要轮流值夜班，发面，还要不让火灭了。晚上严大爷和他的好友一排长就会来到伙房，有时喝两口白酒。有一天我值班，他们又来了，带来一瓶北大荒白酒，非让我喝，我说我不喜欢喝白酒，他们说几个人在一起不喝不带劲。出于尊重我也就开始少喝两口，他们特别高兴，觉得我瞧得起他们。总之我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严大爷也是每天都来我宿舍说两句话后再走。从北京探亲回来，我把自己做的腊肉给了他一条。他喝起酒来就更带劲了。

            当我生日的前一天，告诉河南的小夏，让他告诉去工作的河南老乡去草甸子时给我采一些野花回来，他非要问我干什么用，我只好说明天是我生日，我想让伙房变得漂亮一点。他满口答应就走了。

            到了傍晚，他带回一把紫色的野花，让我一下心花怒放，野花是如此的美丽，从来没见过，我咯咯的笑起来。他也特别高兴能让北京女知青笑起来。这天正好是我在食堂值夜班。我打算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小夏非不让我做。一会一排长就来了，说今天是我生日，让我去他家吃晚饭。我说不好意思不去，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一排长说，不麻烦已经做好了。我很怕伤着他们，就跟随他们去了家里。

            进了门，看到地上放着个矮矮的圆桌，几个小板凳。于是我就和一排长、他的妻子、还有食堂工作人员小夏围坐在桌子四周，当然也少不了北大荒白酒。有炒豆角，炒鸡蛋，炒茄子，还有肉，西红柿，这在当时都算很好的了。吃肉平时是很少的。尤其当一排长递给我一个大鹅蛋时，让我惊奇了一下。“这么大的是什么？”“是淹好的鹅蛋。”第一次见鹅蛋，我说这么大我吃不了，一排长说你带回去吃也行。我们一路吃，一路说笑。一会严大爷也来了，排长让他也坐下来吃，他不吃，说就是来看我们的。天黑了，我道了谢，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有意义，最不一般的生日，也是唯一享受这种待遇的连队里的知识青年。我为此自豪。

            过了一段时间，就听一班的女生说，男生给我们都起了外号，还作了分配，谁可以和谁好，可以和谁谈恋爱。他们不想为了谈恋爱打起来。一听这个我火冒三丈，这不是包办婚姻吗？连意见都不征求我们一下。从此我就觉得这帮人水平特低，也不想搭理他们。

            那时我一直盼望着能有一些水平高的男女知青能来我们连队，几批下来居然一个都没有。我那时每天写日记，这句话当然也写进了日记。有一天下工后回到宿舍，就觉得气氛不对，一班的女生嘀嘀咕咕的。后来我们班的张佩珍和7班的霍平告诉我，校长的女儿乘我们上班偷看了我的日记（多年之后很多人退休后告诉我，我才知道，看到连里的领导和老职工们对我好，校长的女儿特别嫉妒我）。尤其看到了那句话，对我特别有意见，从此她们就开始孤立我。我本来也就不喜欢她们，平时和她们也没什么往来，所以不爱理我，我也不在乎。

            连里也给我安排了其它的宿舍，挨着连部和食堂的四人住小屋。有外交部何家三公子的姐姐徐颖，一个宁波女生陈鸣凤，还有张佩珍和我。屋里的设计还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都说要睡木床，于是连里就诞生了木板床，下面一排低矮的火墙。入住的第一晚我们就没睡好，火墙冒烟，我们只好灭掉火在零下35度温度下睡觉，因为知道如何在野外低温下生存，我把衣服脱的只穿背心裤衩，盖上厚厚的棉被，带上棉帽子，伸直了腿，一会被窝里就暖和了。我也渐渐的入睡（那个时代因为和苏联的关系极为紧张，整天备战、备荒要准备打仗）。第二天醒来，大家都乐了，帽子四周都是白霜。上午郭文龙指导员叫来瓦工堵上漏烟的几个小洞。

            有一天我正在连办公室出版报，是写在大字报纸上的。不知为什么连里的会计气哼哼的进来，直奔我而来，看到大字报纸放在他的桌子上，一下子就护撸到地上，我也挺不高兴，说：“怎么了？你生气别拿大字报纸出气。”他火也上来了：“我就是要拿它出气，还跳上去在纸上踩起来。”因为会计是河南人，我立刻就找郑国雨副指导员，说会计生气拿大字报出气，你看看去吧。”最后河南的会计冷静下来也给我到了谦。我也没多说什么，知道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并且和我无关。

            再后来我们连队的具有书生气的陈连长因工作出色被团里调走了。来了个五大三粗的王兆忠连长，说话都是嗷嗷叫，估计文化水平比陈连长差远了。

            有一天连里杀猪，我们都挺高兴，要有肉吃了。可是第二天王连长就召集炊事班开会，态度特别严肃，非要全体成员一个一个交待拿没拿过食堂里的东西。我说我们屋吃梅干菜的时候征求了炊事班长的同意，他亲自为我们往梅干菜里倒了一些油。连长追着问没往屋里拿更多的油？我说没有！连长说，你可要对自己的话负责，我说，负责就负责。连长说那为什么别人反映你们屋拿了食堂的油。拉着我到了宿舍指着一瓶油问我那是什么？我就乐了，那不是煤油吗！点灯用的，你闻闻，干吗那么兴师动众的好象我们犯了多大的罪。连长一下子就不好意思了，偏听偏信，不调查研究，这回下不来台了（后来才知道我们屋的人高高兴兴吃饭会餐的时候，其他屋的伙房的宋苏仁，看到了心里不高兴，又看到我们屋门边上的一瓶子煤油，就跑去找连长告刁状。）我本来以为没事了，不想到了傍晚王连长又来拉着我和陈鸣凤去男生宿舍，非让宁波来的在食堂工作的知青打开他的旅行箱，他不打开，王连长强迫他打开。结果发现里面有刚杀的猪的肝脏。这下我才明白，连长开会不光认为我们拿了油，还以为我们偷拿了猪肝。现在是让我们进行现场教育。这下可伤了我的自尊心，这么做也太没道理了。            第二天王连长还没完，非让我和他去挖大渠，每一铲都要把土扔到比我们还要高很多的堤坝上。一个上午下来，他已经是气喘吁吁，他自认为五大三粗，是个壮劳力，有的是力量，我一个18岁的小丫头比不过他（可能是有人告诉他我干活卖力，特别能干，他不信），挖的时候还非要我和他面对面的挖，周围全是来看连长出丑的老职工。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一铲我一铲，我一点也没有输他，最后是他叫停要休息的。接下来的几天我就到一个四川职工的家里说这个事，这个人比较有水平，平日里经常看马列的著作，还看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还爱分析个事情，所以我们比较有共同语言。我没找指导员和副指导员，他们好像都去团里开会去了。

            等到指导员回来，各派的老同志们都跑去对他们讲这个事，全都说，没有事实根据瞎怀疑人，人家一个小姑娘怎么能受这种委屈。最后连长也挂不住脸了，在领导会上作了检查，在群众的压力下跟我道了谦。初次尝到依靠群众就是力量的道理，舆论是很重要的。通过那次挖渠，王连长对我也是刮目相看了，心里对我特别服气。他居然干不过一个娇滴滴的来自北京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