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董启翔是参加革命工作70年的老同志，2003年1月20日是她老人家90岁诞辰。由于她从不过生日，我们做儿女的也无法为她举办祝寿活动，这篇短文就权作为我们儿女的一片心意为她老人家祝寿吧。
投身革命见真心
我的外祖父董云宾在民国初年是四川一位颇有名气的军、政、商界的开明人士。当过旅长（当时的“川军名将”刘伯承和他同是熊克武部下的团长）也当过万县的县太爷，还开办过实业（解放后曾任四川参事室参事）。我母亲有八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大。母亲从小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但她性格刚烈、正直、善良，嫉恶如仇。虽然是富家小姐，但对受剥削、受压迫的穷苦人家却极富同情心，对当时的黑暗社会有很大的抵触心理，由此也促使她在高中时代就接触了革命思想。
1931年正值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蒋介石对革命志士实行“宁可错杀3千，也不放走一个”的血腥政策，使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大地。但母亲并不惧怕，当时她在武汉二中任学生会主席，认识当地一位富商的儿子盛加伦，他有许多革命书籍。母亲大量的阅读这些书籍，从思想上认识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时她还积极组织和参加演出进步话剧，如《娜拉》、《卡门》、《复活》和《西线无战事》等。（JJEE1950注：董启文、朱家训（上海文联主席）一起曾去武汉二中看董启翔演出的韩剧《刺杀日本宰相》）有一次演出《女工玛德兰》，母亲和其他演员在台上高喊“打倒资本家！”警察找到学校要抓人，再有进步倾向的校长掩护下她和同学们才脱离危险。
那时的母亲风华正茂，不仅学习优秀，而且酷爱体育运动，还代表湖北参加了民国时期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1931年母亲与吕骥、张庚、陈荒煤（他们三人解放后分别担任中国音协主席、中国剧协主席和文化部副部长）等同志成立了“剧联”武汉分盟，母亲任负责人（母亲是广西目前唯一健在的“左联”成员）。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彻底翻身解放，母亲毅然放弃了安定、舒适的生活，从此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曲折而又艰辛的漫漫革命征程。
在她的革命初期生涯中，曾惨遭国民党逮捕。那是1933年在北平，母亲一读大学为掩护，担任团区委书记。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强令多次搞“飞行集会”，很多党团员身份暴露，国民党宪兵三团破坏了地下党组织，母亲在天津被捕，但她毫不屈服，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丝毫动摇。千里之遥的外祖父出面营救，母亲出狱后又立即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她先在河南焦作煤矿搞工人运动，后经王国权同志介绍到河南杞县，在地下党秘密领导下的大同中学任教。该校先后培养出大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就是母亲当年的学生。
母亲这两次被迫离开工作岗位，都是因为被敌人察觉到她的革命者的身份，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但母亲仍坚持革命信念，决不退缩，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抗日烽火建功勋
1935年母亲东赴日本高进步学生运动，当年“社研会”的领导董平沙（母亲在日本的名字），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忠是赫赫有名的领导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母亲立即参与动员大批留学生回国参加“抗战”。她自己也于1937年回国受党的派遣到鄂豫皖边区，在国民党桂系廖磊处工作。当时廖磊倾向联共抗战，边区各种抗日活动搞得很红火，母亲曾主持边区各县妇女抗战骨干培训班。一次在边区中心县立煌（现金寨）召开各届大会，突遇日机空袭。设在大草棚里的会场一片混乱，当时敌机在外盘旋观察，草棚里面如果有人跑出去暴露目标，会遭受敌机大规模杀伤。母亲让妇女培训班的学员持枪把守各个出口，不让人群外出，喝令道：“谁敢出去暴露目标就枪毙谁！敌机盘旋了一阵未见动静就飞走了。过后廖磊对年轻干练的妇训班主任称赞不已（母亲当时才20来岁）。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同志到立煌县视察，母亲与董老接上头（当时在鄂豫皖边区党团组织是不公开的），并且提出要去延安，董老说：我们想派人进大别山都困难，你在这里工作的不错，应该继续坚持。那些刚参加革命的同志去延安学习，你作为老同志要留下来坚持工作。解放后董老到广西视察工作时还与我母亲谈论到这些事。
廖磊病逝后，李品仙接任开始公开反共，母亲随地下组织撤离大别山，先后在新四军四支队、四师、二师、七师工作过。曾任战时服务团团长、敌工科科长、农工科科长、区长、抗战救亡会会长，以及专门培养新四军青年干部的皖江联中校长等职。
艰苦环境重病
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在敌、伪、顽的重重包围下，革命工作是非常艰苦险恶的，而女同志的处境又多了一份艰难。母亲在“皖南事变”后被派往皖南游击区繁昌县担任区长，条件非常艰辛。1941年生下我哥哥后她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大出血”，不久又患上了严重的腹泻和神经衰弱症（经常是通宵失眠），还继续坚持工作。由于当时缺医少药，母亲的身体彻底垮了。战友们都觉得她很难挺下去，以致后来曾发生过许多这样的情况：只要母亲与她较亲密的战友重逢，对方的玩笑话总是：“董姐，你还活着呀！”面临如此艰难、险恶的环境，母亲从未动摇，虽然她随时都可以回到富裕的父母身边治病、享福，但毫不动摇的革命信念和无比坚韧的毅力支持她战胜一切困难和步步紧逼的死神，没有停止过工作。毫无疑问，母亲的却是一个勇敢、坚毅的新四军女战士，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由于险恶的战争环境，我哥哥生下来还未满月就留在老乡家里。他后来讨了几年饭，受了很多苦，得了一身病。1947年回到父母身边时瘦得皮包骨，肚子却鼓得像个皮球，个子也比同龄孩子矮大半个头。看到哥哥这副样子，一向坚强的母亲不禁流下了痛心的眼泪。我也是生下来刚满月就送给老乡家收养，三岁多就跟随稍大的孩子替别人放牛，1949年上海解放我才被父母接回身边。
牛棚诞生音乐家
这里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我是1945年3月2日出生在皖南山区一个偏僻小山村外的牛棚里，棚内一边是老牛，一边始我木琴，外面是一处莲藕塘。我是清晨四五点出生的，四周特别安静，所以父母给我取名钟静蓬。几天后牛棚里另一位同志又生下一个女孩，取名严晓藕。一个是静蓬，一个是晓藕，都与莲藕塘有关系。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在30年代初在武汉上中学时期曾一起闹过学潮，十几年风风雨雨后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又走到了一起，相聚在一个牛棚里生孩子，这真是个很奇妙的巧遇。但更有意思的是，19年后的1964年9月我和严晓藕居然一起在北京中央音了学院上学。我由广西来，靠上声乐系，她从北京本地考上作曲系。要知道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每年在全国招生总共才40名左右，我们能在一起上学的几率是太小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个牛棚里出了两个搞音乐的，大概是那头老牛给了我们音乐灵感吧！（严晓藕现在是总政军乐团著名作曲家，她父亲是原上海市副书记严佑民同志）
一家人都是革命人
还要提一点，在我母亲的影响下，她的七个弟妹先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1932年母亲带着大弟（董启文）和二弟（董启强）到北京参加共青团走上了革命道路（那时母亲在北京中国大学读生物系，任北平团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母亲的大妹（董启纲）又带着四弟（董启昭）同赴延安，三弟也在罗世文的介绍下来到延安，当时小有名声的“延安五董”就是对母亲五个弟妹的美称。这五人中大地董启文于1948年2月19日在解放鞍山市的战斗中牺牲；二弟董启强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将领，解放后在聂荣臻、张爱萍领导下负责航天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防科技大学副政委任上离休；三弟董启勋文革前在四川曾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地委书记；四弟董启昭是四川科研部门一名党内“专家型”的好领导；二妹是出色的地下工作者，天津解放前曾策反敌警察局起义，在反右，文革中不幸被迫害含冤至死。幺妹董启沛和幺弟董启睿，四川一解放，即在1949年参军，这真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大家庭，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含辛茹苦为广西
解放后，1950年我母亲是广西南宁市首任市委秘书长，1955年----1957年先后任自治区党委联络部、统战部秘书长，1958年任广西文联主席，创办广西艺术专科学校(现广西艺术学院)并任首任校长。同年底调任柳州钢铁厂任副厂长，1961年任柳州市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又调回广西文联任副主席、党组书记，文革中断，1980年平反后官复原职，1984年底离休。
由于战争年代得不到及时的治疗，20世纪母亲的重病已变成难以治愈的顽症。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母亲基本处于半工作、半治病修养状态，20世纪50年代末她的病情部分有了好转，便全力投入工作，1961年母亲担任柳州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那时她的妇科病“大出血（血崩）”已基本治愈（由董启强单位医院的中医刘寅州治愈），但慢性腹泻和神经衰弱并没有好转，母亲每天除了正常的八小时工作外，晚上还经常拖着虚弱的身体审查、观看文艺团体的排练、演出，审看各类电影影片，重大节日的各类文艺晚会更是让她忙得疲惫不堪，好几次不得不住医院治疗。1962年母亲调回广西文联主持工作，不久就检查出患有严重的冠心病。1965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决定让她除了文联的工作外还要代管广西歌舞团的工作，从那时起我们家就成了母亲的第二办公室。白天她在单位上班，晚上经常有人来访，甚至午饭、晚饭也是边吃边与人谈工作，星期天也很少有休息的时间。经过母亲一段时间的细致、缜密的工作之后，歌舞团的工作有了起色，不再是一盘散沙，人心齐了，干劲足了，艺术质量也上去了，还出色完成了建团后首次出国演出任务（出访越南）。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歌舞团的老同志感叹说那一段时间是广西歌舞团最兴旺的黄金时期。的确，哪个时间母亲虽然超负荷工作累得够呛，但她的心情却是非常愉快的。
母亲对待工作从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个人待遇上却从来不计较。建国后国家干部第一次定级，母亲的工资级别就定的比同级干部低一级（JJEE1950注：因为是女干部），当时母亲由广东从化温泉修养回到南宁，听到此事后，很多朋友劝她向组织上反映一下，但母亲一笑了之：“钱够用就行了，若只要贪图享受，当年我就不会出来干革命了，在家当大小姐多好！”1958年广西文联成立母亲是首任主席，1962年调她回文联工作时，组织上考虑让她担任副主席，并征求她的意见。对此，母亲毫不在意，她说：“只要工作需要，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不久母亲便欣然上任。战争年代母亲也有过从事敌工科长调任新开辟的有机区区长的经历，她从来没有向组织上讲过价钱（JJEE1950注：她曾经告诉我，作为一个女干部，要比男干部要干得好很多，才能得到提拔，所以做一名女干部遇到的困难和不公平比男干部要多很多）。
文革时期，母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迫害，由于母亲历史上曾经被捕入狱过，戴着“走资派”和“叛徒”两顶帽子的她，是广西文艺界重点批判对象。关押、罚跪、打骂、剃阴阳头、挂牌游街、大小批判会等等身体摧残、人格侮辱对母亲已经是家常便饭。她经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被打断过7根肋骨（当时未作过任何治疗，十几年后恢复工作做体检，医生才发现她有7根肋骨断过而且愈合的不整齐）。但母亲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罪行”，更不揭发别人的“罪行”。在批斗母亲的大会上，经常是造反派批斗一句，她反驳一句，气的造反派打她、踢她，以至有几次在批斗会上被人打得昏死过去。后来母亲曾给我们描述过当时的情景：“我被按到跪在地下，不停地被打，慢慢的有点迷迷糊糊，觉得自己到了一个花园，阳光非常温和，草地非常柔软，我想躺在草地上多舒服，梦幻中意识到我要死了，就急忙唤醒自己‘我不能死，赶紧回去……’后来就感到眼前模模糊糊有人向我讲话，但是听不见说什么，只知道又回到自己还在批斗的现实中……..”事后也有“难友”好心相劝：“老董，别这样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母亲总是说：“这是原则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能乱说。”文革后，在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母亲被彻底平反了。这时很多认识母亲的人都在背后竖起大拇指：“董启翔真是好样的，她的骨头最硬，有骨气！”作为儿子，我敬佩母亲的崇高人格、钢铁般的遗志，以及百折不屈的精神，更庆幸母亲以她那如此衰弱多病的身躯又一次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母亲在我心中就是名副其实的女英雄！
勤俭节约几十年
母亲虽然出身附加，但她一贯艰苦朴素、勤劳持家，从不讲排场、摆阔气，决不允许一点浪费。我父母都是领导干部，父亲行政10级，母亲行政11级，他们的工资在当时是比较高的。但在我们家吃、穿、用却都是非常简朴的，比如母亲平时在家穿的衣服、盖的被子、用的毛巾等等都是补了又补，家里的伙食水平也与当当时的一般干部不相上下。对我们的兄弟姐妹更是严格要求，我们的衣服从来是补丁摞补丁，我直到上音乐学院仍是如此。最小的弟弟文革后考上大学，在学校里也穿补丁衣服。父母教育我们从小要热爱劳动，凡是自己能做的事，必须自己完成。我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自己洗衣服，虽然家里有保姆。即使到现在，母亲仍然保持着她勤俭节约的老传统：逮捕定的衣服继续在船，洗脸、洗澡毛巾常常用成“渔网”了也舍不得扔，家具也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一双穿了十几年的“解放鞋”每逢下雨仍穿着它外出散步锻炼。母亲年纪大了有时糊涂，现在买东西一般都有包装，但不管是什么包装母亲都舍不得丢扔，如塑料袋、纸盒、药瓶、药盒等等。我弟弟开玩笑说：“我们家都快成废品收购站，都像您这样，非饿死几个捡破烂的不可。”（JJEE1950注：董启强也是这样，爷爷也是这样的）
白发生活唱晚晴
母亲的晚年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都排的满满的，她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虽然眼睛视力越来越差，但每天的电视新闻和几份报纸是必须看的。她关心社会公益事业，资助贫困失学儿童。另外母亲每天都写日记和回忆录，80岁时每逢下雨还打着伞在附近公园里慢跑，路上的行人都看呆了。如今母亲块90岁了，仍锻炼不止。虽然她已年老体衰，步履也有些蹒跚，但每天上、下午仍坚持做两次气功、按摩，以及两次外出散步锻炼。也正因为日此，母亲的身体到比以前几十年好了许多。她的许多老战友都感叹道：一个50多年前就“该死”的人，现在居然生活得很好，真是个奇迹！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母亲的一生中，不知有过多少次“大难”了，但都挺了过来。我相信母亲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亲爱的母亲，儿子永远为您骄傲！为您自豪！在您90岁诞辰到来之际，儿子在远方向你祝福：敬祝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