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董启文（后排左三）。

2007年3月，本文作者贾延岩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偶然发现了一封泛黄的信，信封皮上被母亲标注着“其文烈士的最后一封信1947（8）”，信的内容是：“莱茵：路过哈市时，因车停时间太短，打电话又打不通，来看你又来不及，事情又很忙，因此只好一切作罢。不过，我叫张蓓打电话和写信给你，大概你已知道了。我现在蛟河，还要继续前进，一切都好。以后，可能的话，定写信给你。”出于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及对这封被完好保存了60年的信件的种种好奇和疑问，贾延岩展开了庞杂细致的考证工作，终于证明“其文”就是董启文烈士，并将他的戎马一生展现在我们面前。

少年立志

董启文，1914年出生于四川江津。1925年，董启文随父到武汉上小学、中学。他亲眼目睹了北伐革命军浴血奋战的战争场面，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各项活动，慰问北伐军，参加大游行，宣传革命。1927年，他又目睹了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和革命民众的大屠杀。这一切都激发了少年董启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对革命的理解与向往。后在大姐董启翔（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更明确和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投身革命

1932年，董启文转赴北平上高中，三年级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年1月，他就读北平中国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5月，董启文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张家口，参加了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由他担任排长的第二路军，向察北的日伪军反攻，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不可一世的日军驱出了察哈尔省境。董启文作战骁勇，特别是在攻克多伦等战役中立下战功。同年7月，经组织批准，他在火线上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时值北平党组织遭严重破坏，董启文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遂于1934年夏考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化学兵队学习。在当时世界军事技术上，化学军事技术是最先进的，他还努力向德国教官学习德文和英文。他和大弟启强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领导创建了秘密革命组织“读书会”。在此期间，经多方努力经多方努力，董启文终于同中共浙南特委接上了组织关系。

1936年5月，根据浙南地委发展壮大红军游击队的需要，董启文率领化学兵队四位同志赴平阳、瑞安县边远山区，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董启文先后担任中共浙南特委副书记、军委副主席、游击队司令员。时年22岁的董启文率红军游击队先后消灭了王粹雅保安团，重创了宜山岔宫的保安团，特别是消灭平阳县北港区保安团的战斗，董启文亲手击毙了有“杀人魔王”之称的伪区长楼钟声，在当地影响巨大。从此，浙南游击区游击队伍得到迅速壮大。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此时，董启文奉命离开浙南，奔赴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延安岁月

1937年7月下旬，董启文带领十六岁的妹妹启纲，十岁的弟弟启昭从上海奔赴延安。

他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三期二大队四队学习。毕业后，根据中央军委加强抗大教学力量的需要，他作为优秀干部留校担任政治、军事教员。

从1938年4月起，他先后在抗大四期四大队、抗大五期职工大队任教。他依靠自己原有的政治、军事理论基础和实战经验，加上进一步刻苦学习和提高，很快就成为一名政治军事理论兼备的教师，很受学员的欢迎。1938年底，他被抗大总部评选为“优秀党员”和“优秀教员”。1939年春，董启文被选调到党中央马列学院第三班学习深造。1941年夏，被选拔到培训我军团以上干部的延安军政学院教务处从事教学工作。

到延安时，董启文正值风华正茂。他自幼坚持体育锻炼，球类、田径、体操样样爱好。他不仅马术一流，还是抗大校篮球队的主力。他性格豪放，博学多才，精通德语、英语，待人热情真挚，喜欢广交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和尊敬他，称呼他为“老董”。

爱情生活

董启文是孙维世在延安时期热恋的男友，那年冬气温25岁、孙维世17岁。当时周恩来的副官邵文彬和董启文之弟董启昭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了他们的交往。

邵文彬回忆录（摘录）：

一九三九年，政治局会议开始前，孙维世同志因完成任务提前回学校，由我在一个下午陪她回学院。在路上，我问她是不是在同启文同志谈恋爱，她不否认，反而问我过去同老董在一起工作过，要我实事求是地评论一下老董其人。我便没有推辞，指出老董的性格爽直而刚强，处理问题果断。她同意我说的，但又指出我漏说了他的最突出特点：非常热情和不畏艰难。他像一团火，他的热情如火焰，简直要把人熔化；他遇到人们认为十分困难的事能勇敢地去设法克服。她说她喜欢启文有一副欧洲中世纪骑士的令人倾心的异常性格……正在他们俩热恋时，周副主席于九月离延安乘飞机去苏联医治手伤，同行的除邓颖超外，尚有几个随同去苏联学习的青少年，其中有孙维世同志。一九四一年，周副主席夫妇自苏联回到延安，孙维世就留在苏联学习没有回来。我陪同老董面见了颖超同志，颖超同志叫启文将孙维世在苏联的生活照片择一张带走。此后，我见老董生活情绪非常好。

董启昭回忆：

当时我在延安中学上初中，赶上空闲启文大哥多次带我到孙维世家里去玩。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到孙维世家已经很晚了，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孙维世的母亲忙着给我们做饭。孙维世非常高兴，她调皮地拿起个草帽戴在头上，手里举着个小竹竿，弓着背站在油灯后面，她身后的墙上出现了一个放大了的渔翁钓鱼的剪影，我和启文大哥被她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

邵文彬回忆录（摘录）：

一九五一年，我因开会去北京，拜访了孙维世同志。她告诉我，她回国到哈尔滨后，很快就知道启文已在作战中牺牲，当她听到这个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丧魂落魄地蒙头哭睡了两天，像患了一场大病，为了纪念启文，她时常都在穿黑色衣服。

血洒鞍山

1946年5月，东北战场战势激烈，中央组织部委派董启文带领从延安单独赴东北的干部队，约三十人，长途跋涉到哈尔滨东北局组织部，接受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四野前身）政治部总部的绥化军事学校担任军事教员。

1947年初，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胜利，部队迅速扩充壮大，军事学校的干部和学员大都迅速充实到作战部队。董启文坚决要求到一线战斗，遂被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十八师。1961年时任空七军宣传处的马处长回忆：“当时我是六纵十八师五十四团宣传干事，正低着头用钢板刻宣传品，突然，有人用响亮的嗓音向我打招呼：‘小鬼，团部在这儿吗？’我一抬头，看见一位浓眉大眼而又文质彬彬的首长，他的背后跟着一个背背包的警卫员。我猛地站起来举手敬礼说道：‘您是新调来我们团的董参谋长吗？’他点头承认了。我就把他带到政委的房里，那里早已准备好了一副行军床。董参谋长叫警卫员去安排自己的住处，不必管他。董参谋长非常利落地把背包打开，将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的。”

“1947年冬季，攻势作战展开，他协助团长指挥部队，在攻击沈阳以北各据点守敌的战斗中，在公主屯围歼国民党新五军的战斗中，均表现了突出的才能。在每次战斗的枪林弹雨中，他都身先士卒，显示出置生死于度外的豪迈气慨。”

“冬季我军一鼓作气连续打了好几次胜仗。就在1948年2月19日解放鞍山战役中，他来到市郊宋三台子阵地，让警卫员牵着马，急不可待地走在前面。突然一声巨响，地雷爆炸，警卫员扑过去……可是……”“当恢复知觉时，他捂着被炸伤的肚子，要把炸出来的肠子塞进腹腔。由于伤势过重，又在战争情况下，虽尽力抢救，却没能把宝贵的生命挽救回来。在临终前，他还微笑着对警卫员说：‘看来我去向马克思报到，还不好交差哩！还没有把我们的旗帜插遍全中国……’他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好兄弟，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将由你们去……！’”

之前的1947年5月下旬，部队在吉林蛟河整休待发，激战之前，董启文抓紧时间给董启勋、战友张蓓（张沛）写信：“早已下定决心为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不惜马革裹尸，战死沙场！”同时也给他的延安好友莱茵写下了“以后可能的话，定写信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贾延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