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浙江省委(批复)省委发(1985)52号
关于黄先河同志申诉问题的批复
省委组织部:《关于黄先河同志申诉问题的复查报告》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1931年冬,在革命处于低潮,失去上级领导的困难条件下,叶廷鹏、陈阜、吴毓等同志自动在浙南开辟与创建工作,建立革命组织,同时积极找党,1935年夏在上海接上党的关系,至1937年4月浙南特委归属闽浙临时省委领导。对于浙南这一段历史,陈毅、潘汉年、徐强等同志早有证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1945年10月《甄别黄先河同志问题的结论》也认为:“黄(先河)等在浙南确曾援助刘英部解围得免于难,并在浙南作了些开辟工作,使浙南有基础做以后至发展”,肯定黄先河等同志“1935年与上海王书圣洗发生党的关系,在浙南系党的活动”。省委认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上述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在1938年开展的“反何畏思想斗争”中,省委把党内不同意见作为“反党”问题处理,并决定撤销温州中心县委,这样做是不恰当的。现决定撤销1938年省委关于开展“反何畏思想斗争”的决议和撤销温州中心县委的决定,为黄先河(即何畏)同志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在“反何畏思想斗争”中受到错误处理或株连的通知,亦一律予以平反纠正。
(三)黄先河同志1931年10月由叶廷鹏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补行入党仪式,他的党龄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应从1931年10月入党之日起连续计算。
以叶廷鹏同志为书记的浙南委员会和中共浙南特委是党的组织,对其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县委、区委、支部,应予以承认。
中共浙江省委
1985年9月13日。
看着这个平反决定,我陷入了深深的追忆,记起父亲讲的大伯董启文离开浙南的原因。当刘英、粟裕领导的挺进师疲于奔命,始终甩不掉“尾巴”的时候,通过一直坚持斗争的浙南特委奉上海党组织的要求去找刘英、粟裕的挺进师,黄先河亲自来到刘英、粟裕的部队,帮助他们接上组织关系和中央的联系。刘英和粟裕也要求浙南特委帮助甩掉“尾巴”。摘自:[红军挺进师进入平阳历程(陈崇贵)1936年秋,粟裕率部300多人,从庆元百丈南下,到过平文瑞边区大 地方时,中共浙南特委下属瑞安县委书记施泽民得此消息,立即送来急信给驻在包洋的中共浙南特委委员黄先河。黄先河、施泽民、黄美兴迎赶到公阳同金米(即粟裕)会面,接着,让黄美迎返回,将遇到红军挺进师的情况,向中共浙南特委书记叶廷鹏汇报。黄等人随粟裕部队行军5天,到达寿宁与福鼎边区夏家山找到了可夫(即刘英)。黄向刘汇报了浙南党组织等情况,并随部队行动,先后被留宿49天(JJEE1950注:当时他们不相信黄先河)。
1936年8月,叶廷鹏、吴毓安排施阿仁、杨进,将从上海带来的党中央文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二月决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送到矾山南宋洋红军交通站转给刘英、粟裕。在此期间,叶廷鹏又派中共浙南特委交通员谢步鉴,将党中央文件密封后送给刘英。刘、粟收到党中央文件后,消除了对黄先河等人的疑虑,经常派警卫员给黄先河送阅省委扩大会议文件和其他机密文件。
1936年9月,根据刘英、粟裕同黄先河的预约,黄派交通员送信绷带给叶廷鹏做好准备。粟裕率部200多名红军战士,在平、瑞边境山区葛藤湖地方,同中共浙南特委书记叶廷鹏率领的浙南红军游击队80多人会师。粟、叶初次见面,黄向粟作了介绍。粟裕非常高兴地同叶廷鹏、黄先河、郑海啸、黄美迎、陈铁军、董启文、王太然、傅狂波、张炽昌等一一握手。粟裕听了叶廷鹏、郑海啸等人的汇报后,说:“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导,挺进师要在闽浙建立游击根据地,要求今后在革命斗争中密切配合。”接着,挺进师从葛藤湖转到马迹地方宿营,发现敌人从晓坑尾追的一营兵力赶到樟洋山。为此,叶廷鹏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董启文负责指挥,抽出60多人,组成5个分队,10个战斗小组,在樟洋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带领掩护下,到午夜时分,向敌人发起突然攻击。使敌人慌成一团,晕头转向,四处逃窜。]1937年1月在叶廷鹏的组织和要求下,由董启文部署统一指挥下打了三个漂亮仗(消灭楼钟声,王翠雅,奇袭了宜山岔保卫团)。使当时的浙南红军游击队名声大噪,迅速扩大,一改被动局面。如果继续下去组织上不做改变,这种好的局面会继续下去。但是浙南特委对刘英、粟裕并不了解,所以摘自:[红军挺进师进入平阳历程(陈崇贵)从1937年3月闽浙边临时省委、省军区进入平阳,中共浙南委员会(特委)、浙南红军游击队主动要求归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
矛盾也就由此开始,由于在工作中肯定有不同的意见、看法。作为上级领导的刘英、粟裕站在他们这个山头的利益考虑,没有虚心的听取当地这些干部的意见和建议。把凡是不同意见的人都视为敌人,这不能不说刘英本人身上有很大的政治缺陷,极“左”思想,把同志当敌人来对待凸现了他的水平低下。所以也就有了叶飞同志回忆录里所说的“南阳事件”和粟裕摆的“鸿门宴”。黄先河“事件”是另一个“南阳事件”。而大家和党史里都没有提及的第三个“南阳事件”就是董启文“事件”,那是刘英、粟裕部队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不同意见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作为训练有素、参加过多次战斗的指挥员来讲,我觉得董启文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刘英、粟裕是上级,作为下级的他的意见再正确,但是不符合他们的看法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据说也是像对叶飞一样要抓董启文,得到其他人的通知遵照组织的指示离开浙南苏区赴延安。算是被排挤了。回顾党的各地区的党史,一般都查不到这类信息。也都不会写这些真实的历史事实。其实我们的党史不光要写光明的一面,也需要写问题的一面,后人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真相就不会被掩埋,就会吸取教训。
来到美国之后,我感觉到美国人在对待问题方面比我们中国人要聪明,凡是任何事件,只要有问题他们都要调查,反思,找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从而科学地加以解决,电视里播放出来,让所有的人、部门引以为戒。杜绝以后发生。从大桥断裂,火车出轨翻覆,人们的游行,飞机坠毁,船舶相撞,破案冤案的产生原因等等五花八门全部拍成纪录片,每晚播出,我正是这些节目的关注着,也是美国人极为关注,收视率一直很高的各频道的节目。量之大,范围之广,深深的震撼了我。因为他们不想继续犯错。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持久的国家的原因之一。他始终在检查、发现、纠正、预防自己面临的问题。他们更关注问题,而不是更关注成绩。
希望有了解黄先河事件和董启文事件的知情者提供线索。
摘自网络:南阳事件
南阳事件对粟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可以说是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二让司令和这
有关,后来的蒙冤也和这有关,也是老毛说粟裕是坏人的依据之一。而这一事件
的另一当事人叶飞则是开国上将,对此也是没有忘了,后来在58年很很的搅了次
混水,而且在其回忆录里面对此也是不吝笔墨。
1935年十月五日,刘英和粟裕等率领的挺进师在寿宁县境与以叶飞为首的闽东独
立师第二次会师。双方在交谈中一致认为,如果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
得密切联系,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基于这一
认识,决定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军区。由刘英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
委员,粟裕任组织部长兼省军区司令员,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长兼团(少共)省委
书记。
但是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之除,就问题多多。 不仅刘英和粟裕有矛盾,而且还有
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之间的矛盾,其出发点则是山头主义。在小集属于大集
的情况下,虽然粟裕和刘英有些看法不同,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是
一个“山头”的,这就是以后在南阳事件发生时粟裕为什么很爽快的执行了刘英
的指示,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来说粟裕是“被迫”对叶飞采取阴险的行动显然是
违背历史事实的。
当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之间的矛盾上升扩大之后,刘英想统掉闽东,出要把
叶飞同志留在临的省委工作,藉以调离闽东,并几次严厉批评闽东独立师不到白
区开展游击战争,是右倾保守主义;要求闽东独立师离开闽东到浙西南开展游击
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叶飞和闽东特委绝大多数的领导同志,认为当前敌人大
兵压境,如果独立师现在离开闽东,根据地很快就会垮台,而且要闽东独立师离
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地方放弃地头蛇的位置,也是不现实的。
粟裕向叶飞提出,只有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请黄道同志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
省委,才有办法解决当前的矛盾,并建议叶飞设法抓紧与闽北游击根据地党的负
责人黄道取得联系。不仅如此,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粟裕碰到了闽北军分区政
治部主任,就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黄道同志,希望黄道同志牵头,召集会议,
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协同配合问题。
同一个时间(即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叶飞与黄道在福建郑和县洞宫山见了面。
叶飞向黄道介绍了闽东和浙西南斗争的情况,提出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把闽东
、闽北、浙西南三根据地统一起来并由黄道统一领导。但是黄道对自己任这样的
职务,缺乏信心,认为没有中央任命,自己的领导,别人未必服从。另外,黄道
建议叶飞的闽东与自己的闽北合并,成立闽赣临时省委。而叶飞希望,自己的闽
东特委,既属于合并后的“闽赣临时省委”,也属于原来的“闽浙边临时省委”
。但是黄道却非要叶飞“划清界限”,非此即彼。于是叶飞决定归前者。除此之
外,黄道还说鉴于目前情况,必须先由浙南、闽东两家自行对前段斗争、刘英同
志的错误作出结论,然后才能研究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的问题。
叶飞回到闽东后,参加了刘英主持召开的闽浙临时省委会议。刘英在会上听了叶
飞关于与黄道等取得联系,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的汇报后,满口承认自己有
错误,只是不同意成立由黄道任书记的闽浙赣临时省委。虽然此前他自己也这样
建议过。刘英说,我们已经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何必再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呢
?“还是我们这个摊子吧!错误我们自己纠正。” 并且提出由叶飞来担任闽浙临
时省委书记。叶飞当然坚决拒绝,因为叶此时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脱离临时省委。
于是闽东方面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之后,挺进师仍然留在闽东,因为浙西南还有罗卓英的18军在清剿,后来,到了
1936年6月,广东事件爆发,18军撤到湖南,刘英和粟裕这才率挺进师回到浙西南
。而在期间,叶飞并没有为难刘英等人,也就是说刘英、粟裕一直厚着脸皮呆在
闽东,也真是难为一时了。到了1936年秋,浙西南根据地初步恢复了局面,所谓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4月份的仇,秋天就要报了,于是刘英要粟裕把叶飞捉
拿归案。
刘英私自以临时省委的名义下达了扣押、逮捕叶飞的手令:近日你(粟裕)要借
一会面的机会将叶飞逮捕,派专人押解鼎平。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响、拖延
此命令执行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抗和分裂省委。监督执行的部队随后就到,望
速决。
粟裕派人通知叶飞:到浙江庆元县的南阳见面,有要事相商。
这个时候的叶飞仍然以为粟是好人,就来赴宴了。太阳刚下山,挺进师为叶飞
“接风”的宴会开始。酒过三巡,突然“啪”的一声,摔杯为号,夹坐在叶飞、
陈挺两边的挺进师的干部“霍”地站起,转身扭着叶飞、陈挺的胳膊,把他们抓
了起来。叶飞带来的警卫班长见状,疾步从外厢房赶过来,大声问道:“为什么
抓我们的首长?” 话未落地,一声枪响,便倒在血泊中。没有人提起说这是谁开
的枪,但是从设在厅堂的主席上的就座人员来看,有粟裕、许信琨、谢文清、刘
达云、叶飞、陈挺,只有粟裕有这样的利索手段。
随后粟裕地说:“这是刘英通知的,你们的问题要到省委去解决。” 说完,他便
离开了。后来粟裕回忆到,刘英同志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乘
与叶飞同志见面的机会,把叶飞同志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这个
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
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
押了起来。当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内存在着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
,叶飞同志如被押送到省委实在是很危险的。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
志乘机脱险。而且事后,为了此事粟裕还备受刘英的批判,最后竟发展到我们(
指粟裕和刘英)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
行动,而且互相之间心存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
个房子里。
相关资料:摘自:
http://blog.sina.com.cn/u/1431795187#cmd:asc(http://blog.sina.com.cn/s/alist_1431795187_61.html
从今天开始,我将陆续发上我的红军奶奶黄李凤生前写下的这篇文章《难以忘却的往事》,这是她写她自己的戎马生涯中的一些难忘的光辉的往事。奶奶的这篇文章是我摘自一本书《光辉的历程》,我每天辛辛苦苦地将这篇文章打成文字,然后发到这里来,与大家一起共享!这是一份值得纪念的礼物,也是一个颇具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好教材,更是宝贵的历史的见证
难以忘却的往事(三)——我的红军奶奶黄李凤著难以忘却的往事(三)
1936年秋,傅狂波、张炽昌、董启文、王太然从南京来浙南参加红军游击队。入冬,我们来到瑞安石龙一带工作。黄先河弄来一台油印机,要我帮助傅狂波、张炽昌刻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读物、传单、标语和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等宣传品。白天,我们隐蔽起来,黑夜,点燃菜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傅狂波刻腊纸,张炽昌和我搞油印,一直干到下半夜才睡。张炽昌近视眼,夜里干工作十分困难。但他俩一有空便教我学文化,讲革命道理给我听,使我至今留下难忘的印象。
1937年1月6日,我们驻在根竹埔、百尖等地方,叶挺鹏召集黄先河、郑海啸、董启文、陈铁军等开会,讨论的内容很秘密,当天晚上他们就分头出发了。我心里想,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后来知道这是一次研究布置攻打北港区署、击毙反动区长楼钟声的会议。楼钟声是个杀人魔王,他横征暴敛,欺压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红军游击队镇压了楼钟声,给反动派一个沉重的打击。
接着浙南红军游击队还歼灭了王粹雅股匪。王粹雅是文成县大峃区打石头地方人。他纠集数十人经常冒充浙南红军游击队,在瑞安和平阳绑票勒索,无恶不作,民愤极大,败坏浙南地下党和红军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名声。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利用他来干扰红军游击队,另方面又想消灭他。但王粹雅老奸巨猾,国民党拿他也没办法。1936年冬,国民党大批军队向平阳、瑞安、文成、泰顺大举进攻,王粹雅眼看自己混不下去了,几次派人来与我党联系,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共同对付国民党军队。我们认为,土匪内部是可以分化瓦解的,有的也可以争取改造。为了有利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我们表示欢迎,让他们住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基本地区里,领导干部给他们讲形势,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讲斗争策略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多数人觉悟提高了。但王粹雅为匪成性,口头上接受我党领导,背地里又继续干坏事。中共浙南委员会研究决定,要尽快把他铲除掉,以免他们联合国民党反动派一起搞我们。这时,我随红军游击队行动。
难以忘却的往事(四)
黄先河对王粹雅说,为了做好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准备,红军游击队要进行训练和整顿,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王粹雅表示同意,但提出要先到他的老家大峃区打石头地方住几天。我们同意到他的老家,住了几天后,就翻山越岭来到文成雷公寺驻扎下来,由董启文、陈铁军等负责训练工作。由于双方部队都是人多枪少,便集中武器统一轮流练兵。至第4天,王粹雅股匪的枪支全部掌握在红军游击队手中。傍晚时,黄先河对我说:你去请王粹雅来吃饭。我跑到操场,王粹雅看红军游击队操练正看得入神。他听我说是黄先河请他去吃饭,便十分得意地随我来了。桌上摆了许多酒菜,他酒足饭饱时要起身告辞。黄先河说,董启文、陈铁军手持木壳枪走进来,迅速把王粹雅捆绑起来,他手下的4个为非作歹头目也分别被捕。我们当众宣布王粹雅等人的罪行后立即枪决,大多数人经教育后遣散回家,个别人自愿参加了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贴出枪决王粹雅的布告,人民群众无不称快。当晚,我们离开了雷公寺。
1937年2月14日,红军游击队又袭击了宜山区八岱宫团防局,取得了胜利,缴获一大批武器。在中共浙南委员会领导下,红军游击队连续取得了3次大胜利,影响很大。这时,粟裕、刘英带领的红军挺进师在浙闽边区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派了1个正规师的兵力进驻平阳境内,加上国民党县、区、乡自卫队和便衣队,一时间,平阳县各区乡镇和各交通要道,均有国民党军队驻扎。他们实行移民并村、计口授盐,并强迫群众站岗放哨,清乡搜山。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环境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的策略是化整为零,减少目标。有的同志暂时离开老区,转移到城市或白区开展工作。领导上决定我转入瑞安城区工作。黄先河和陈铁军带我到瑞安城内杨士雄药店接头后才去东门外童伯吹家,然后转到项若元家中。项若元是位中医师,住在神农庙里,名义上为群众看病,实际上,他的家是地下联络站。为隐蔽身份,我称他为“干爹”,他的女儿项茂华,在私塾读书,为了掩护工作,我和她一起念书,在女同学中交知心朋友,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摘自陈阜简历:
。 1932年2月5日,叶廷鹏等在陈阜家成立中央浙南委员会(叶廷鹏任书记)。同时研究筹建浙南红军游击队,开展打土豪,促进浙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1933年3月,陈阜受中共浙南委员会派遣去南京,通过朱程等关系,考取国民党军政部南京化学兵分校(黄埔第十四期,简称防化兵学校或学兵队)。陈阜在学校通过组织“读书会”等形式,开展革命活动,为浙南物色一批爱国青年。1935年秋,学兵队的陈铁军,随吴毓先回平阳。次年5月,陈阜又动员组织董启文、王泰然、傅狂波、张炽昌、陈坚、董启强、黄涤尘、张登义等8位军事骨干到浙南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其中前4位由杨进带回平阳,后4位到上海时,由党组织转去延安参加抗大学习。
: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