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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生活 [原创 2008-02-27 11:08:22]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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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海淀区育英小学校上学,这是所中央直属机关的高干学校,大都是中调部、外交部、中南海、国务院各大部的子弟。还有一部分其它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子女,有越南的、马来西亚的等等。我记的有欧洲人长相的兄妹俩,兄长叫安德烈似乎还留级。我们班也插班来了一个从苏联回来的小姑娘,总拿着一个小海螺放在耳朵旁,我就问她为什么?她告诉我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我就拿过来试了一下,果然!她姓王,似乎叫什么美,也记不清了。再后来她就转校了,至今我都不知道她的父母是谁?因为很多父母都长年在外国工作,所以这些人的子女都长年住校,每周回去一次。较有名的人的子女有: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毛远新、刘少奇孩子刘丁丁,林彪的儿子林立国、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女儿曾立、曾自、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女摄影师侯波的女儿侯大海、陈赓的儿子陈知建、罗瑞卿等元勋的子女、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韩念龙的女儿韩阿惠、伍修权的女儿伍星、外交部赖亚力的儿子赖万京、原新疆主席的女儿哈吉亚、廖承志的几个子女廖丁丁等和我是一班的。等等。那时经常有苏联专家来学校访问,学校有个小小的动物园,有孔雀、鹅、火鸡、兔子、猴子等等。教室和宿舍都用走廊连接在一起。在各个拐弯之处都有厕所,外面有巨大的穿衣镜。整个建筑结构都是学习苏联的寄宿学校建立的。有个很大的礼堂,礼堂的前面有一个有假山的喷水池,每年夏天都有睡莲开花,红色的金鱼在里面游戈。还有喹呱乱叫的青蛙和癞蛤蟆。我们常在每个学区的运动场里玩耍,一、二年级的运动场里有秋千、转椅、低矮的单杆、双杆、攀爬的梯子、滑梯。地都是红砖砌成的极为干净,我们各班经常在这里举行集体跳绳比赛;每年一次的运动会培养了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还有标准的大操场,有足球场和篮球场,赛跑的弯道围着足球场。还有跳高、跳远的沙坑,主席台。还有一个室内运动场,有篮球、排球、体操、举重等所有器械。有个图书馆、洗衣房、大果园、假山(我们经常在这里做军事游戏)。这里的生活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宣扬的是人人平等,甘做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为此还专门有两个班招收的是附近的四季青和玉渊潭公社的子弟(他们是走读)。大家都很融合的生活在一起。从这里毕业的人都很低调,都甘愿做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所以不像八一、十一小学的人那么张扬,在学校就比谁的父亲有几条杠?几颗星?

           

            我们班很多外交部人的孩子,在我们班,每周回家,大多坐外交部的班车回家,有几个人住得不集中,父母给他们2毛钱的车费自己走路到较远的车站坐公共汽车回家,为了能买自己喜欢的洋画(一种很小的画有各种古代武将的画片是一般扑克的1/5大,几个人围在地上,互拍别人的画片,在空气的作用下掀翻的画片就归这个人了)为了节约这几毛钱的路费,经常几个人邀约在一起从万寿路走到西单还是王府井的外交部宿舍5533号?

            我是本应该上十一小学,三姐、妹妹都是在十一上的小学。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父亲想让我上育英小学,好在当时育英小学的李副校长(女)的丈夫正好是父亲的下级。所以1957年我就名正言顺的由父亲领着参加了正规的入学考试,到了育英小学一班。回顾这一段,很感谢父亲给我做的这个选择。让我受到了很好的思想教育和培养了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多年之后曾问父亲为什么送我在育英小学上学?父亲说想知道哪个学校教育的结果更好)。每个周末回校后,全班同学都需要将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零食交公,然后老师再分好,发给大家吃。体现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朴素思想。那时我经常从家里带来满满一书包的自己种的葵花籽(不需要交公),分给同学们吃。

            每年的清明节我们都去八宝山烈士陵园扫墓,同学们都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吹着号和打着队鼓,引来众多人的观看。从万寿路走到八宝山,有四五站的路,路途也是不近的,但是没有一个同学说累的。在陵园里集体活动结束后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去看每个墓碑后的每个烈士的介绍,因为这里也有同学们的亲人。正是这些传统教育,使我们要继承父辈们的遗志,努力学习,继承革命传统。所以这是一项特别好的教育。但是现在,很多学校都没有这项活动了。

            春天来临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在校园里种向日葵和蓖麻。当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即参加了劳动,又明白植物生长的过程,增长了知识。

            在小学我们还到农村体验农民的生活,好像是北京郊区苏家屯,住在农村的大炕上,上玉米秸搭的农村厕所,干一些农活,吃百姓做的农家饭。由于水土不服,我们身上都过敏,长了一身的大红包,特别痒。不过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日后当我们到北大荒的时候,对艰苦的生活适应就很快,比工农子弟干得还好,很受当地百姓的欢迎。

            在学校里我们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有的想做外交官;有的想做飞行员、解放军;有的想做科学家;我因为受父亲的影响想作现代化农场的科学家(父亲常说:他退休后去农场,养一群鸽子、羊、猪、蜜蜂,种水果、蔬菜。)

            由于当时和苏联关系比较好,很多学校都开展了和苏联学生交朋友的活动,我的两个姐姐正好在师大女附中,一个是保送去的,一个是自己考进去的。她们的苏联朋友正好是一家子,有三姐妹是个工人家庭,姊妹三搭了个人塔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最小的妹妹卡莉就成了我的苏联朋友,她是三姐妹中最漂亮的,身材也很好,还是学校里的少先队的大队长或中队长。她常常寄给我很多苏联女名演员的名信片,我都小心翼翼的珍藏在一个四方的纱巾里,一直留到今天。我常寄给她买的或自己刻的剪纸,刺绣手绢,明信片等等。直到今天我都常常想起她。

   

            1958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学校也开始用小土窑炼铁(现在想起来那是多可笑),要求学生回家返校后带来生铁,我们家附近正好盖礼堂,所以到工地捡了一些绑架子的粗铁丝。回到学校交上去,老师告诉我不能用。我还特意到现场看如何炼铁,

为此我还特意到现场看如何炼铁,为什么我捡来的不能用。学校炼铁也就是把废铁放到炉子内用煤烧,炼出来的东西就和炉渣一样,一点铁的样子也没有。当然不能用也就停止了。不过给我上了一堂课,不按科学办事,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尤其一个国家领导人不懂得科学、建设、技术,那他和政府就应该必须听取有良心的专家的正确建议。才不会应为决策失误给国家带来灾难和给人民造成痛苦死亡。

            有一天同学们返校,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不寻常,尤其是那些外交部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引起了我的好奇,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悄悄告诉我,我们的国家和苏联闹翻了,苏联专家要撤走了。很多同学都说这可怎么办呀?似乎大家都预感到会有更不好的事要发生。接着大喇叭里就播出了1-9评。这种气氛持续了很长时间。所有有苏联朋友的学生也都中止了和苏联朋友的通信。接着困难年代来临,我们吃饭都需要定量,每顿一个小馒头(现在馒头的1/4),喝很稀的大麦粥。不够的是窝头,再后来就是紫红色的满荩馒头(特别像是红高粱秆磨成的面做的,至今我也不知是什么,字也拼的不对)。那时才体会到什么是饿。有的同学吃这种馒头不消化,有的拉不出大便来。学校为了保证大家的健康,想方设法。好像买了一些高级点心还有其它的一些东西,我已经记不得了。极个别同学就转校了,估计就那么两三个人吧(廖丁丁就是这个时候转走的)。我们大家却都留下来,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有一天转来一个藏族孩子,名叫平康,是低于达赖、班禅的高职位藏人领导,名字我也记不得。在班里他也算调皮的孩子,只记得有一天他父亲来到学校,要找他,男生帮忙去找他,我却仔细的打量起他来。一身藏服,干净利落,没有其它颜色,一水的黑色,透着庄严和深沉。雪亮的马靴一尘不染,腰间别着也是一把黑色的藏刀和皮鞭,(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气质、风度的男性藏人。我所见过的最有气质风度的藏族女人曾震撼了我的心,让我没有想到,那是我去黄龙的休息站松潘的大街上。)。只见平康低着头走来,毕恭毕敬的站在了父亲面前。不知为什么老师把我们都赶走了,再后来听男生讲,平康的父亲抽出马鞭狠抽了平康一顿。很幸运的是50周年校庆的时候,他来参加了。

            我们班还有兄妹俩袁南下和袁北上,那个时候他们的父母好像就已经埋在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清明节扫墓时看到他们给父母献花,我也去看了他们父母的碑文。

    新疆前主席的女儿哈吉亚ABASI是班里和学校里的宠儿,最受优待。每年的演出也都是台上的主角。他的父亲ABASI刚解放被苏联招去谈判,苏联妄图把新疆分裂出去,遭到了哈吉亚父亲的坚决抵制,反对。他不愿意将新疆从祖国的怀抱里分裂出去,即使祖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能违背大的原则。苏联恼羞成怒,在他返回的飞机上放置了炸弹,随着高空中的爆炸声,这位爱国的新疆前主席遇难了。后来从哈吉亚那也知道,她的母亲算是白俄,但是在苏联所有家族的成员都没有上大学的权利,可见苏联从来对少数民族都是歧视和排挤的。解放后我们的国家从来都给少数民族有优惠的政策,考大学给加分,不少大学都专门有西藏班、新疆班。还有专门的民族学院。但是这并不能说我们国家就没有问题了,有很多干部,水平比较低,党的政策掌握得不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素质下降,工作中出现很多问题,腐败也是不少的。加上境外别有用心的人的组织颠覆,出现不少矛盾激化的事件。我也希望新一届的政府能妥善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各民族在祖国的怀抱里全都健康成长。

 

            在学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每晚阿姨检查完之后,我们的活动就拉开了帷幕,韩阿惠就开始绘声绘气的给我们讲续西游记,每个故事都深深吸引了我们,故事讲完了我们再睡觉。我还记得把家里的水浒带到学校借给曹乃培看。那时我就很好奇,他们那么小就都看得懂文言文,比我强多了。我和他们看的书不相同,我看的是《格林童话全集》、《洋葱头历险记》、《白雪公主》、《红肩章》、《小无知历险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牛虻》、《十万个为什么》等。之所以看《十万个为什么》是因为有一段时间问题特别多,老问父亲,父亲工作压力大,刚开始还回答,后来就鼓励我自己回答自己,自己找答案并给我买了这套书。正是这种教育让我培养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尝试着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即使我在作作业不会的时候,也不问人。常常空着交作业。这也为我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好的基础。

            一年级我记得最深的是算数老师,也喜欢她教的算术课,每次上课我都睁大眼睛,仔细地听。文革后听说她掉进路边的大粪坑里,总之我在后来的校庆再也没有见过她。

            五年级我们班的男同学特别闹,气的班主任王心美直哭,但是我挺喜欢她,一直留着她画的给我的贺年卡(每个同学都有),那是对折的里面画了一棵水仙的卡。班里曾发生过恶性事件,赖万京把王飞飞打成脑震荡,被记了一个大过。就发生在大礼堂的前厅里,让我一生都不能忘记。

            六年级学校把朱凡老师调来,整治我们班。课下,她和男同学们一起打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班里一下就变好了。记得一次期中考试,全班只有我和张小越得了数学100分,原本以为老师可以表扬我,可是没想到的是老师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占用了特别长的时间,说我平时不用功,如果用功,不马虎,决不会是中上等。确实我的爱好、兴趣特别多,对自己要求不那么高,寒暑假作业从来完不成,要开学了,急得直哭。不过即使这样我总把没完成的寒暑假作业交上去,老师也从来没说过我。

            在小学最好的朋友是杨淑琴,他的父亲是外交部的首任某司司长。我们睡的床紧挨着,为了一次误会,也就是她说我吃完饭没有等她,我说她没有等我,我们有半个学期就没再说话,直到要毕业了,我带了一个新水壶到宿舍,晚上一不小心水漏了她和我一床水才重新开始说话。现在我一直后悔,只为一件极不值得的小事伤了互相的感情太不值得了。是我太小心眼了。

            在小学,很多女生都被男生欺负过,不过我是个例外,常和那些不起眼的男生、女生、外班的同学玩在一起,挖蚂蚁窝,看蚂蚁搬家,抓知了猴(没出翅膀的幼虫),用树棍沾上吐漠粘孔雀羽毛,倾听受了欺负的同学们的诉苦等等。多年后,问男生为什么没有欺负我,他们说我小不点一个,蔫不济济的,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顾不上欺负我。后来他们交待,曾往伍绵绵的眼睛里揉沙子。后来伍绵绵就转校了。

    有一天男生跑来告诉我食堂杀猪了,我特别感兴趣,让他带我去看,算然没有看到杀死猪,但完整地看了解剖猪内部的全过程。看到了心、肝、肺、肾、胃、板油、大肠、小肠的样子和部位,增长了知识。

            我们女生常玩的是跳猴皮经、跳房子、踢毽子、跳绳、抓羊拐。男生爱玩的就是弹球、拍洋画、掰叶子梗(为了让叶子梗有韧性,他们常常把它们放在鞋子里捂着)。

      记得六年级的运动会上,我们一班总和三班竞争,三班的张新华?手榴弹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记得特意我去问她怎么有这么大的劲。文革结束后,有一次去养蜂夹道游泳,看到了她,特别高兴,前去交谈,她完全记不得我了。因为她的嘴是歪的,所以让我永远记住了她而且不会搞错,她承认是在育英小学上的学。

            正是这六年的集体生活,使我们觉得阿姨老师就是自己的父母,同学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亲生的父母、姐妹都没什么感情。直到上中学后,走读才和父母建立了亲情。我想在育英小学生活过的都记得郭阿姨、金阿姨、朱凡老师、王心美老师等。

            我们是唱着育英小学的校歌“小小的叶儿哗啦啦啦,育英学校是我的家,唱歌跳舞笑哈哈…..”在这里度过了我们最难忘的小学生活。

           

 

 

学校历史悠久,她的前身来自延安,1948117日正式建立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多年来,学校一直受到党中央和革命前辈的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为学校题词,“好好学习”是毛泽东主席一九五二年“六一儿童节”为学校的题词,胡耀邦同志亲笔题写了学校校名。

 

下面是我们学校的相关资料。

陈伯达儿子陈晓农介绍的:

刘丁丁和我是同岁,1951年我上北海幼儿园,他即和我同班。后来我们又一起于1953年到北京育英小学上学,仍是同班。

育英小学在1957年以前,是中共中央直属干部子弟小学,它的校舍和设施在北京市是最好的,校址却比较偏僻,坐落在北京西郊万寿路附近。孩子们都是住校,可这里却不通公共汽车,每周六、日由各机关派出的班车接送孩子们往返。个别高干摆排场,用公家的轿车接送孩子。刘少奇从来没有用轿车接送过孩子,刘丁丁每次都是同我一起搭乘路过中南海北门的中央宣传部的班车。

1957年夏,育英小学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一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所有这类学校都对社会开放,学生费用全部自理。在此之前,育英小学实行的是供给制,学生们从食宿到衣服,一律由学校包揽,费用由公家拨付。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后,这些费用都由已实行薪金制的家长们支付了。

育英小学改制后,规定每个学生除了学杂费外,每月的食宿费为三十多元。这对我家是没有问题的。但刘少奇家的孩子多,如果都住校,就负担不起了。为了节省开支,刘家就让丁丁转学到离中南海较近的师大附中,每日走读,至少不用花住宿费。

摘自生活日报---烽火中诞生的“育英”今日50载

在北京有一所知名的学校:育英学校。说它知名不仅是因为教学
水平上乘,是拥有小学至高中12个年级的大学校,更因为它的成长与
共和国的发展息息相关。1998117日是育英学校建校50周年的日子,
在校庆前夕,记者走进育英学校,采撷了一段段往日的故事……

育英在烽火中诞生

  1948年,解放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中央各直属机关的干部们忙
于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无暇照顾自己儿女的学习和生活。
当时的中共中央供给部决定成立一所小学,统一管理,使机关轻装前
进。194811月,一批批娃娃惜别父母,来到河北省平山县下东峪村,
投入育英小学的怀抱,开始了战斗的集体生活。

  到育英小学来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行李,战争年代,贫穷使
幼小的孩子学会了用双手自己生存。育英设在平山县下东峪村,
旁边有一条滹沱河的支流。几十个生在抗日烽火中、生活在解放战争
时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党中央办公厅为使孩子们健康成
长,特地选派了一批干部建校,下东峪村两个小院和随后盖起的几间
平房,便成了育英小学最初的校舍。在战争年代能上学,可以说是当
时孩子最大的心愿。为了实现孩子们美好的心愿,育英小学的老师和
工作人员们尽心照顾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学习、
生活环境。为了丰富孩子们的生活,有的老师利用碎木头做玩具,做
小手枪,孩子们别在腰上十分神气。泥捏娃娃、扭大秧歌成为那个时
代孩子们主要的业余生活。当时育英的宿舍是土炕,每个学生发
一套粗布被褥和枕头。衣服是学校按季供给的粗布。教室里是木制的
桌和凳子,学生两人一张桌子,一块小黑板便成了孩子学习知识的窗
户。

新校在北京旧军营上建起

  1949年学校随着中央机关进入北京,为加强对学校工作领导,
育英成立了以杨尚昆同志为主任的校董事会。学校日常工作由中直党委办公室负责。1950年,党组织调来了韩作黎为校长,一批有文
化有经验的教师也充实进来。育英结束了一年两次招生春、秋季
始业,改为秋季始业走上了教学正轨。

  19494月,育英小学准备迁往北平。对于没有进过城的孩子实在
猜不出城里是个啥样子,甚至不少孩子以为城里人都住楼房、走马路,
没有土路。为了让没有走过土路的城里人开开眼,孩子们竟可笑
地带上许多石头进城。

  刚进北京城时,谁也没想到新校会建在一个日本人时是小学、国
民党时期是军队营地的地方。杂草丛生,壕沟碉堡暗堡多处,满地的
子弹壳,墙上吓唬狼的大白圈就是最初的样子。上级派来的解放军同
志把子弹头挑捡之后,全校师生便动手配合工人进行整理校舍。填平
了交通沟,深埋了暗堡。为了教育学生,学校还特意留下一个碉堡,
并在碉堡上盖了一个亭子,象征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此时的育英全名
定为中共中央直属育英小学校。这时为保护孩子安全,上级还派
来警卫班巡逻。

苏联来的孩子

  1950年育英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孩子:苏联伊万诺瓦国际儿童院的
孩子。这批孩子就是电影《红樱桃》中描写的那一批革命烈士的孩子,
1950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他们走进了育英小学。韩作黎校长高兴地
迎来了这批近50名孩子后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他们不会说中文,急
需学中文;二是要为他们寻找失散多年的父母亲人。找孩子的父母实
在不容易,许多孩子是在苏联长大,由父母托附给儿童院的;有的孩
子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早已牺牲;而有的孩子父母一方牺牲后又重
新组成了新的家庭,这样的孩子又不愿意走进这个新家……

曾在延安保小工作的韩作黎校长对孩子有些了解,他通过老朋友、
老战友多方查询。终于有的孩子找到了父母,但从千里外来京的父母
见到天真烂漫的孩子时,孩子却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大一点儿的也因
语言不通,见了父母,只会流泪、紧紧拥抱,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激
动的心情和多年离别的痛苦。生在莫斯科的秦吉玛,母亲刘群在苏联
卫国战争中牺牲,而父亲博古在1946年飞机失事时也牺牲了。育英小学对这样的孩子格外关心,让他们住集体宿舍,在学校过集体生活,享受着供给制待遇。育英第二届毕业生李海渊回忆道:那时校长、
老师就像父母,同学如同兄弟,真是一个革命大家庭!这批孩子在育英学习中文后,年纪大的又回苏联上大学,一部分到哈尔滨苏联学
校继续学习俄文准备上大学。

育英和毛泽东的故事

  解放初期,育英小学中有不少学生是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子
弟。毛泽东主席的小女儿李讷就在育英就读。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
毛主席通过自己的孩子李讷送到班上一份珍贵的礼物祝贺孩子们的节
日,这就是他亲笔写下的好好学习。李讷把题词带到班上师生非
常高兴。韩作黎校长即命人把题词挂在办公室入口处的对面墙上,全
校师生大受鼓舞。高尔栓老师回忆当年写道:“46年前的往事,在漫
长的岁月里,这个真实的故事,永远令人难以忘怀;而那最初的感受
也是最真切、最有情的……”

  共和国少将邵华是一个人所公赞善良的女性。在50年校庆前夕,
邵华特为校友会送来一篇《毛主席送我上育英》的文章,讲述了一段
鲜为人知的往事:

  我是一个烈士的遗孤,父亲陈振亚1941年在新疆牺牲。我还在儿
童时期就跟妈妈坐牢,不知道人间还有温饱和自由。19466月,经过
党中央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决斗争,我们一行老幼130余口才回到延安。
短暂的安定和光明很快又被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炮火毁灭了。
以后我就随着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只知道敌机的轰炸,敌军的
追击和堵截,根本不知道还有学校这样的所在,还有安安静静读书识
字这样美好的事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常随松林姐姐和岸英哥哥到中南
海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很关心他们的学习,询问得很详细。出乎他
们的意料,我忽然对毛主席说:

  毛伯伯!我要上学!

  毛主席转过身来,很深情地看着我,在那一刹那,他想到了什么
呢?他也许想到的是炮火纷飞的日子,泥泞的道路,拖着马尾巴行军
的孩子——过早就懂得武器的性能和军事名词而把应该读书识字的美
好时光都留在漫长的征途的孩子。毛主席认真地说:

  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

  真的吗?我这三个字并不是反问他,而是问我自己:我有这
样的幸运吗?我能这样快就得到这样多的幸福吗?我的泪热乎乎地滑
落到面颊上。

  孩子!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很快会办好的!我又幸福地笑了,
哽咽着说:谢谢您!毛伯伯!

  几天以后,叶子龙叔叔交给我一封介绍信,要我到中直育英小学
去办入学手续。我就是这样把那封信捧在胸前走进学校大门的……

不躺在父母功劳簿上

  1956年中直育英小学交北京市教育局领导,改名为北京育英小学,
学校由招收机关子女,改为招收革命遗孤烈士子女;父母双方出国
家中无人照顾;父母到边疆工作,子女无人照顾”3个条件的学生入学。

  当年育英校长,今年6月刚刚逝世的老校长韩作黎曾经说:路是
自己走出来的,不能依赖家长。事实上当年的共和国领导人和干部
们也是这样教育育英子弟的。1953年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中几次派秘
书到育英了解学校情况,并告诫学生:要艰苦朴素,不要特殊化。
1954年,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在家中接见韩校长和他们两个孩子的班
主任老师时,刘少奇同志说:你们教育的好坏,现在固然也可以看
出来一些,但真正的要看得出来,还在10年或15年以后,也就是要看
你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去表现如何。现负责校友会的佟仲贤
老师在育英教书40载,学生几千人,他说:少奇同志这段话既刻在育英学校的大厅墙上,也刻在我的心里。从进育英当老师至今,我就
要求学生学会一件事:做人!

  五六十年代的育英学生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享受哪一级待遇。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只有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等几个领袖人物的孩子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从没见他们享受过
什么特权。那时的物质条件远不及现在,但同学们亲密无间,共同学
习、生活,谁也没有什么例外。

  育英学校也有特殊特殊之处在于育英 的纪律。
一水的蓝衣服,按电铃时间作息、学习、生活。上课要排队入教室,
吃饭要排队进饭厅。星期六回家也要排队点名。在育英作了一辈子校
医的温伯坤大夫说:那时从不讲,过集体生活,老师和学生
是一家人。只有周六,学生才能回家,老师才能忙自己的事。温大
夫至今清晰记得,周总理曾对一些干部派自己车接子女上下学作过批
评。从那以后,每当周六回家,都是各个机关部委派一辆大车接孩子
回几十公里外的家。温大夫说:那时候,各个部委周末派人接孩子
要拿着盖上公章的名单。教务处审查无误才让广播室广播名单,听到
叫自己的名字才能跑到校门口集合坐车回家。而每周日下午学生必须
赶回学校。说起来那时也真是苦呀!一周才回一次家,不过那时也没
有孩子哭鼻子,艰苦的环境总是锻炼人的!

  小小的叶儿哗啦啦啦,育英学校是我家,学校里面真正好,唱
歌跳舞笑哈哈……”一批批孩子正是唱着这首歌在育英度过了欢乐童
年。当年简陋的平房教室已变成了今天的高层教学楼。50载春秋半世
纪风雨,人老校未老。相信今日育英校庆,会让许多人想起往昔岁月,
童年的故事。

 

分类: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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