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红军游击队和上海党组织联系的经过---------杨进

            1935年冬，浙南革命青年吴毓、陈铁君、何畏（黄先河）等先后从上海回到浙江平阳，和在当地一直独立坚持斗争的老党员叶廷鹏会合，建立起浙南红军游击队。开始时只有十多个同志和少量武器，进行秘密活动。1936年4月，我从南京放弃了公开职业，回平阳和他们一起参加斗争。

            5月叶廷鹏、吴毓等宣布成立浙南革命临时委员会，我被吸收参加该组织，并担任宣传部工作。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党的“浙南特委”，以领导已建立的瑞安、平阳等地党的县委及区委的一些基层组织。

            “浙南特委”为了取得党的领导，设法通过有关同志，与上海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同年初夏，王书圣（即林平，现为华山医院党委书记）从上海来信告知：找组织问题已有头绪，要我们立即去人洽谈。经研究，决定派我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关系，并给我两个任务：一是向上海党组织汇报浙南斗争的经过和目前情况，包括已建立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临委”的成员和武装组织负责人的名单，已建立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的名单等。授权我到沪后相机进行。

            二是顺便到南京，找伪军政部学兵队内的秘密组织的陈阜（现任天津高级法院院长）联系，要一批军事干部来浙南参加斗争。

            我接受任务后，于7月初到上海，找到王书圣（当时他在国立上海医学院解剖室任职员）。王即说：“长久没有党组织的人来了，我已经初步汇报了你们的情况，你再写一份书面的报告。”我就在他的宿舍里写好一份关于我们的组织状况、武装活动、干部状况等书面报告交他转给上海党组织。

            在上海等候期间，我即去执行第二个任务。我到了南京伪军政部学兵队（该队是训练化学兵种的军事学校，里面有一批左翼青年，并有秘密读书会等组织）找到陈阜，向他谈了平阳的情况。第三天和陈阜见面时，他告诉我：已决定8个人去浙南，由他们分别“开小差”到上海会合。我给了他到沪的联络地点后，即回上海。

            返沪后去见王书圣，他给我看了一张从温州寄来的7月的《浙欧日报》，上面登载有：“在平阳破获共匪重要机关，捕获凤林小学校长郑志权等一批要犯，匪首吴毓潜逃”的消息，我不免有一些吃惊。王书圣一面安定我的情绪，一面说，上海党组织见到报上这条消息，就很快决定约我第三天在王的工作室里碰头。

            来见面的是当时中央特科成员潘志康，就这样，浙南“临委”和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从7月上旬到9月上旬，我三次往返于浙南、上海之间，获得了《十二月决议》、《八一宣言》、《红军将领告国民党将领书》等温家，由王书圣帮我密写后，带到浙南。这时，从南京学兵队“开小差”出来的八个同志也到了上海。根据潘志康的意见：八个人中的王太然等私人直接由我带回浙南，参加当地斗争；另外四人留下，由组织保送陕北，进“红大”学习。这四人是：董启强（现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政委）、黄文（现武汉中南无线电公司党委书记）、陈坚和张登义（梁同志先后在陕北牺牲）。

            王太然、董启文（1948年在鞍山战役中牺牲）、傅任波、张焰昌（现一机部工作）等四人，于1936年8月，由我带领回浙南，在瑞安县五云山和吴毓等会合。

            我和潘志康第一次见面时，他曾说过：“坚持在闽浙边区由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部队已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你们设法找到他们，把中央文件带给他们，并要他们派干部来上海联系。”这是交给我的附带任务。

            我第一次带文件回平阳，在瑞安、平阳交界山区龙潭背找到叶廷鹏、吴毓。在汇报情况后，才知道我在上海找组织期间，适逢粟裕带领一部红军过北港山区。何畏即主动去寻找红军部队，并随粟裕到闽浙临时省委找刘英。不久，我看到何给吴毓来信说：杨进如回来，立即给我消息。以后，叶、吴就安排我把中央文件送到临时省委去。但是我到了南港-----------南守地区红军交通站，知道红军已转移，联系簿上，即把文件由交通站转过去，我即折回。

            1936年9月，我第三次去上海和潘志康见面，潘代表组织向我宣布：你们和上海党现在算是正式建立组织关系，关于工作和斗争怎么搞？陕北中央苏维埃住沪代表（后来知道是冯雪峰）给你们一封信，会详细谈及的，关于你们的组织问题，这有待于请示中央后才能解决，目前我们派不出干部去领导，你们可选派干部来沪，转送中央学习后回去工作，并指定我担任浙南和上海党组织之间的交通联系。

            第三次接头后，我从上海回浙南路过瑞安，遇到何畏，他说刚从刘英那边回来，并说刘杰到中央文件很重视，作了传达布置，还密写了一份报告给他转送上海。我当即告诉他：上海党组织已决定抽调吴毓、林心平去上海学习。吴去后，你需要留下主持工作，不能离开，该报告是否可由林心平带去。他同意了。林到上海后，即把刘英的报告交王书圣转给上海党组织。

            我和何畏、陈铁君一起回到瑞平边界山区后，把冯雪峰致浙南同志的密信显示出来，给所有的干部看。信的内容大意是：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任务、方针、政策，并对工作要求提出指导性意见。其中对组织问题，明确地提出：你们建立的浙南革命临时委员会，不能作为党的领导机构，这事要请示中央才能解决，但为适应统一战线新形势，可以用“浙南抗日救国委员会”的组织名义来统一领导（这问题后来由于战争环境未能遵照执行，仍把它作为党的“浙南特委”来使用）。

            当时，闽浙临时省委刘英也曾打算对我们实行统一指挥，曾来信建议成立“浙东南军分区”和“浙东南抗日救国委员会”，并决定浙南一批干部的任命，其中包括任命我为省委机要工作人员。但由于战争环境，特别是当时几次连续作战，使这些组织任命，都未实现。

            同年10月，我随游击队活动时，上海党组织通知我，说有一份给闽浙临时省委的信寄给我，要我转送。大约10月底，我收到了这封信，即交给了何畏。但由于敌人正在“围剿”，和省委一时无法联系上，何畏与我共同决定先把这封信显出，才知道这是上海党组织收到刘英报告后的回信，内容大意是说明当时上海党组织，不是“中央局”，而是党的特殊组织，省委报告收到后以转送中央，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如电台问题等请派干部来上海，以便转送到中央等。这封信过了一段时间后，才送到了临时省委。

            我们浙南自发的红军游击队，在和上海党组织接上关系，开始和正规红军刘英、粟裕部队取得直接联系后，干部情绪很高。在1936年9月以后，接连几次攻克白军据点，取得胜利。到1937年2月，这支队伍已有人枪1百左右，初具规模。但在党的组织领导方面，如组织建制、若干干部党纪问题（在不少地方发生非党员发展党的情况）、建立党的组织等，都拖在那里，未能解决。

            由于存在这些问题，1937年2月，我在叶廷鹏同意下，四次去上海找党组织，要求解决这些问题。但我到了上海，组织上通知我留在上海学习，把吴毓派回浙南，并由他带回给刘英的信，要闽浙临时省委对浙南存在的问题，就近加以解决。这样，浙南（指温州地区）自发成立的党组织和发展起来的红军武装，在上海党组织的帮助下，1937年3月开始，归闽浙临时省委和闽浙红军统一领导。省委任命龙跃为中共浙南特委书记，统一领导温州地区各县的党组织，并整编武装。

            1937年3、4月间，刘英、粟裕带领闽浙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部队进入温州地区的瑞安、平阳一代平原活动，和浙南的干部会合，任命了何畏为白区工作组组长，展开了温州地区的城市青年工作和各阶层的统战工作。从此，闽浙临时省委就直接和上海党组织建立起交通联系。此后，闽浙临时省委曾派吴毓为交通，与我党驻上海的办事处（即以后的八路军办事处）、南京办事处以及后来的南昌办事处之间取得了联系。1938年初，曾山到平阳传达中央指示后，才正式结束了上海党组织和浙南红军之间的关系。---------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