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3年1月26日（农历腊月初十）生于四川成都。在成都蜀华中学高中一年级肄业。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4月2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5岁，并且党的六大章程还不限制入党年龄），从此步入革命生涯，献身我国革命事业。

（一）革命觉悟的启蒙

1937年“七&S226;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疯狂进攻侵略，爆发抗日战争。当始我还是一个单纯幼稚的青少年中学生，拥有一片爱国赤子之心，不愿当亡国奴。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残酷剥削压迫劳苦工农人民群众，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也非常不满。同时接受我父亲和兄姐们革命思想的启蒙影响，读了一些革命进步书报杂志，如《新华日报》生活书店出版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马列主义丛书，以及苏联小说《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并和一些进步同学加入我党领导的外围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去，进一步提高觉悟和实践锻炼。

（二）少怀壮志延安行

抗战爆发后，延安中共中央特派员罗世文同志来四川成都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开展地下工作，争取四川军政首脑刘湘、刘文辉等将领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救国。罗世文来四川之前是延安中国红军大学的教员。我的二哥董启强同志是该校第二期学员（该校第三期就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董启强引荐罗世文与我父亲董云宾（时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军，使刘湘亲近的幕僚）认识。并嘱托父亲掩护帮助罗世文作刘湘的争取工作。罗常来我家，并与我接触认识，日后更了解我是个进步学生，有时还通过我和我的父亲联系传达信息，也对我教育培养灌输革命思想，并在1938年2月介绍我赴延安学习。

当时正值全国广大进步青年热烈向往革命圣地延安的高潮，纷纷投奔延安。对此蒋介石当然非常恼怒，绝不放纵，乃派遣他的得力干将蒋光鼐率领其臭名昭著顽固凶残的宪兵第三团在西安一带设卡阻挡，甚至绑架逮捕关进集中营迫害暗杀，策反镇压。要想通过这道鬼门关似的防线是很困难危险的，而确有不少有志之士造此不测。为此，父亲专门为我办了一张川康绥靖公署的护照，让我假冒去山西投靠军阀阎锡山的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到西安后我潜入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为了隐蔽行迹，谋划雇了一辆骡马大车扬长而去，虽然受到沿路盘查，但却有惊无险，终于平安无事地到达延安。

（三）延安精神教育我

1938年3月1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预科政治三大队开学了，我编入十五队学习。那时八路军的物资供给很困难，抗大的给养还算是受优待的，我和同学们从此开始过着艰苦的军营生活。日常有粗糙难咽的小米饭吃就很不错了，有时还要掺黑豆、红枣、杂粮、野菜充饥。军服每人只发一套，要换洗就到延河边去洗，晒干了再穿。加之上课，训练，挖窑洞等劳动繁重，体力疲惫不支。仅举此一斑为例，而对来自大城市的不少知识分子青年却受不了这种艰苦，三个月毕业后，不少人就连忙申请离开延安，“打道回府”逃之夭夭。

我和大多数坚定革命意志的同志则坚持留了下来，继续升学到抗大第四期本科军事四大队学习。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坚持革命就要发扬党的革命优良传统作风的教育，这就正如革命老前辈凯丰同志（延安时代，我党中央宣传部长）为抗大写的校歌歌词那样：“黄河之滨，结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民族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使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拜，把日寇赶出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苦人民的先锋。”这首烩炙人口的抗大校歌，简明概括代表了延安精神，深刻教诲了我们。我们经常歌唱，唱遍了延安，唱遍了抗日根据地，经久不衰，牢记心间。落在实处，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还能诵唱。要继续弘扬延安光辉的革命精神，这是我党传代至关重要的法宝。

（四）观念转变是根本

抗日战争初期，我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务工作训练班、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抗日政治军事基础理论，学习了党的政策、建设和工作方法，也提高了文化，武装了头脑。通过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逐渐树立、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对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起到了统帅指导的作用。仅就我当时来说，虽然年纪较轻，却是朝气蓬勃，进步很快。在抗大学习当了班长，在组训班学习当了副组长，领导本班本组学习成绩优异，评先进时受表扬，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了觉悟成为积极分子。在抗大本队被第一批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转变，经过不断的思想改照，把我从出身于官宦家庭的知识青年转变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五）创建事业永向前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作青年工作。曾任过边区学联中小学生部长，陇东地区青救会宣传部长，边区陇东中学教员，参加保卫、建设边区的战斗和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东北军松江省委首脑领导机构，做过机关工作，也在松江省基层做过中共双城县委委员兼周家镇区委书记，双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深入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民兵，清剿土匪，进行土地改革，支援前线战争。最后还任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松江省委书记。松江省（黑龙江省前身）的哈尔滨市，是全国最先进行试点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基地。

建国以来，曾历任中共四川省乐山县委书记、乐山地委副书记，中共四川省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财贸部副部长，中共内江地委副书记兼简阳县委书记，内江地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二、三、四届省委候补委员，为开辟、建设四川的工作做出一定贡献。其间1954年到1956年，还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外交干部管理科首任科长，创建了外交干部分级管理的制度，加强了高级外交干部的管理工作。总之，在长期严酷战争和大规模阶级斗争和艰巨的经济建设中，经受了考验，锻炼自己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

（六）“而今迈步从头越”

“文革”以后，国务院卫生部重振部署大学，要求中共四川省委配一位政治上较强的地委书记级干部到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任校党委书记。我没料想到竟点名把我挑选上了，担任这个职务。“文革”造成了大学瘫痪，面临这种严峻形势，必要抽调有领导工作经验的，哪怕即使是“外行”来领导大学的“内行”。进行整顿恢复工作，不过我也方才在“文革”遭受严重迫害磨难的创伤中走出来，这对我实在是负伤上阵勉为其难，在思想上斗争很激烈，但我又如何回应这个尖锐的挑战呢？为了革命工作利益的需要，我终于毅然勇敢地接受了党的这次调遣。于1978年来到学校，着手搭配领导班子，组建工作机构和干部教师队伍，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肃纪律，整顿校园环境，转移工作重点，为加强教学科研工作重打基础。

当时任务十分繁重。为此，必须依靠干部，发动群众，礼贤下士，请教专家，虚心学习，深入调查研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实际制定措施方案，团结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克服困难，共同努力拼搏奋斗。

1984年改建华西医科大学，完成以上人物告一段落后，我也退至二线，改任学校顾问，应聘为高教研究员（正教授级），至1989年里学，站完我毕生的最后一班岗，没有辜负党的重任，不辱党的使命。

我离休了，享受副省级待遇。现在我国及我省形势很好，感谢组织上又对我很关照，我心情开朗，笑对人生，身体健康，但愿人常在，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在多目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荣昌盛之美好景象！2004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