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四川重庆附近的风景区南温泉的蒋介石公馆里出生至今，对奶奶的印象不多，因为太小了。那时奶奶和我们一起住在这个蒋公馆里。一层有个大大的伸出的晾台，被香蕉树叶遮掩着。门前有一棵稀有的黑茶花（听父亲说的）。广柑林扑鼻的花香和绿绿的果实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涓涓的溪水，清澈透亮，我常随姐姐来这里用缝衣针弯成的鱼钩钓鱼。四周都是绿绿的草地，由于照看我的阿姨和警卫员偷偷的谈恋爱，经常不管我，所以常常睡熟在草地中，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因为饿过了头，过猛的吃导致过饱，常常呕吐，把胃肠功能搞坏了。再以后，就是喂饭的困难时期，每顿都要追着喂我。我记得奶奶常说不吃算了，一点也不心疼我。因为她最喜欢我的三姐，娇惯着她，使三姐霸道的每餐必把她喜欢吃的菜盘拉到自己跟前。父亲看不惯，总说她，奶奶就总出来维护三姐。

            再以后的记忆就是我们住在北京东四十条母亲和舅舅同租的四合院里，青青的石板地（也许是青青的砖地）。奶奶端坐在正堂里桌边的右边，梳着挽在头后的单个发髻。青蓝色的大襟衣服、长裤总是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

            奶奶高兴的时候就会为家人炒上几个菜，特别的有味道，全家人都特别爱吃。我记得家人最称道的是奶奶做的香肠。很小我就问“为什么奶奶做的香肠这么好吃” 。家人都会告诉我奶奶作香肠只用冰糖。文革结束后，食品供应有所好转，看到生活百科（记不太清楚名字了）里记载着如何做广式香肠，也心血来潮跃跃欲试。正好参加工作来到上海实习，看到有卖干的肠衣的，就买了一些回北京。风风火火的作起广式香肠来。虽然没有奶奶作的好吃，因为放的不是冰糖，不过还是很好吃的，优于市场出售的。

            记得因为我们是四川人，所以常常去附近出售四川麻辣牛肉丝的地方买来吃，红红的油里挤满了一条条的风干了的牛肉条。现在，一想起来就流口水。由于当时年纪也不大，上幼儿园一周回来一次。回来就嚷着要吃麻辣牛肉丝，虽然辣得我唏啦唏啦的，可总忍不住想吃。不过奶奶高兴的时候也会作上一次。

            奶奶和母亲的关系特别好，几乎没有红过脸，闹过别扭。母亲把工资全交给奶奶掌管，特别信任她。母亲工作特别忙，我们没醒她就急着搭乘特别拥挤的公共汽车去上班了。晚上当我们进入梦乡的时候她才回来。

有时我生病就不去幼儿园和奶奶在一起。有一天刚刚病好的我和三姐发生了争执，找奶奶评理。明明我是对的，但是奶奶却偏心向着三姐。这下我可就不干了，大闹起来。在地上打滚，狠劲的哭，不肯起来。奶奶恶狠狠的说：“不起来算了，看你能躺到什么时候。”扭身就进了里屋。听到奶奶这样说，我就更不干了，嚷着奶奶偏心不公正，一直哭到母亲回来。

            天渐渐黑下来，母亲匆匆踏进正堂，一看到我躺在冰冷的青砖地上，还不停的抽啼着，就抱起了我，顺手抹了一下我的头，滚烫。妈妈一下子就急了，问奶奶我躺在地上为什么不管我。奶奶说我不起来，不听她的话，说我说她不公正，所以生气不管我。妈妈说我病刚好，你是大人为什么和小孩子计较。于是妈妈抱着我雇了三轮又急急得往医院跑。妈妈为我和奶奶就红过这么一次脸。

            1955年9-10月离开我们家去了广西南宁。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她。再后来1959年1月奶奶就去世了，好像是肺不好，不过去世前父亲赶去南宁，见了奶奶最后一面。因为这一面和立的坟墓，父亲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称为死不改悔的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去世的67岁的奶奶，她的头发都是黑黑得没有一根白发。我们这些后代却都继承了爷爷，早早的40多岁就都开始有了白头发。

找到材料，看着奶奶去世的日子，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觉得有些歉疚，隐隐的记起奶奶说过“这里我不能住了。”是不是我大闹的那次，让奶奶郁郁寡欢离开我家去了大姑姑董启翔的家，因为心情不好，病死在了南宁。算算年月也就是离开我家4年就去世了。在这里我只能说“奶奶对不起了，5岁的我，让你老人家生气了。”

            从老一辈的人口中知道奶奶祖上是大户人家，在泸州赫赫有名，四川泸州茜草坝六洞溪大均路（33号？有些不确定）王家花园也是无人不知。抗日战争时，被炸毁了一大半。奶奶的奶奶是祖祖爷爷作为清朝的外交官从英国带回来的太太，是个蓝眼英国女人。

            三姐记得她看过一张老照片，估计是奶奶给她看的，就有祖祖爷爷、祖祖奶奶及奶奶的一大家子人。可能在文革中遗失，所以我们都无幸看到他们。

            奶奶的父亲人称王太爷，名王伯常，是个书香门第，曾是当朝的“探花”。家的门前也有象征着权势和地位的大石狮子。母亲人称王三老太太，估计在家排行老三。

            奶奶因为从小没有读过书，嫁给爷爷时，奶奶的母亲怕爷爷以后会抛弃奶奶，把家里的300石地作为陪嫁让奶奶带过门。让这些地约束爷爷不能抛弃奶奶。正是这些地带给了奶奶某些幸运和更多的厄运。

            当抗日战争日军轰炸成都、重庆、武汉形势不好时，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及他们的子女涌到了奶奶的母亲家。正是奶奶的地里收上来的租子粮食救了这庞大家族的人命，让他们渡过抗战时期艰苦的阶段。还让二姑董启纲卖了许多粮食筹到钱和四叔一道去昆明寻找党组织。看着当年造反派整出的黑材料，上面写着抗日战争时期，奶奶卖掉120石的田地，筹钱供年幼的子女上学。其实当时对外这样讲，是为了不让外人知道这些钱的真正去处，这些钱都寄给了当时在延安的她的儿女了，救了儿女们的急，遇到周日可以到延安附近的小饭馆打打牙祭。那时延安生活极端艰苦，很多人都坚持不住离开了延安脱离了革命，我们的亲戚也有这样做的。

            奶奶管理土地的方法是她将土地租给小地主，小地主再雇农民种地。估计在老鹰崖下面到沙茜一带。有300石谷子地，租子180石。卖了120石的地后直到临解放租子共100石（一石320斤合1,6000公斤不知当时能卖多少钱？算不算富有的？因为还有一儿一女上学要吃饭交学费，还有这么多逃难的亲戚。租给佃户300石地收180石租子和不合理？文革造反派材料中说奶奶家的斗比别人的多出两升来。）。逼租的事都是小地主的作为，因为奶奶常住成都，不过在泸州住时一定也要求佃户交租。这些小地主如何对待佃农，只有那些佃农知道。反正解放后，佃农也都想斗争奶奶，说她剥削农民，欺压佃户。解放初期就让奶奶不要她的这些土地，也不要再收缴租子。搞得奶奶没有了生活来源，通过组织批准，只好住到我们家来。解放后1952年泸州当地农会要求揪奶奶回泸州批斗，还到重庆父亲所在的军大一总队搜查，看是不是藏到父亲那，结果没有找到。那时奶奶并不在我们家住，而是住在南宁大女儿家。知道泸州农会来重庆找她，她就回到泸州。泸州政府考虑到她的子女都是参加革命的，所以就网开一面，没有批斗她。不过文革中这些佃农依旧感到不平，说奶奶欠他们减租减息的100石没有还给他们，觉得没有批斗奶奶让奶奶太便宜了。

            文革结束后国家作的结论和造反派做的不一样，摘录如下：

“经调查，1950年王兆瑛是否收过租说法不一，即使收了租，…..，且当时也符合川南行署1950年9月9日颁布的西南减租暂行条例规定，不属违法行为。据当地群众XXX证明：1951年下半年土改时，王兆瑛家的土地全部分给了贫下中农，这年秋季按三五交租，王兆瑛没有收租，租子是交给分得土地的农民。”

            1959年1月奶奶去世了，埋在了广西。看照片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土坟包，一个小小的石碑。上面写着烈军工属王兆英老太太之墓。又过了7年多，文革开始了。董家所有的人都受到冲击和连累。北京郊区农村还发生屠杀地富反坏右斩草除根的恶性事件，虽然后来被叫停，也已经杀了不少包括孩子。如果奶奶不去世，一定会被揪回泸州进行批斗，一定会被打死的。你想解放前有地，土改时又没有被批斗，被杀。恨的这些人一定会找机会报复。文革就是打着揪走资派的口号，实质行的是打击各阶层优秀人才，日子好过的，提拔快的红人，还有各级领导所进行的夺权运动。还有就是还没被从肉体彻底消灭的这些历史曾经有过问题、地富反坏右没死的这些人。奶奶死了，没有赶上文革，但是她的尸体却也不能幸免，不知是泸州当地的造反派、以前的佃农，还是北京父亲单位、董家其他是领导人的人所在的单位的造反派给扬了尸，至今不知下落。

            出国前曾经看到过一个曾经是中央领导的人写的关于土改时他父亲是地主被镇压打死。现在对党当时的政策感到有些偏差的一篇文章。他说，从肉体上消灭对党不构成威胁的地主是过左的行为，是不人道的。应该从思想和阶级上消灭地主，而不应该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应该给他们生的权利，自食其力。苏联在土改时也是在土改政策上出了问题，不但消灭了地主还有富农，严重的打击了农民。结果发生了大饥荒，多年都缓不过劲来。我们倒是接受了一点教训，所以没有杀富农。但是这样就对吗？看来还不是最好的办法。台湾成功的土改政策正是从蒋介石总结在大陆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的一条成功之路，这也和他们的私有制有关，他们进行了赎买政策，所以没有伤经动骨，顺利完成了土改工作。这些有了钱的地主们用这笔钱又进行了工业的革命和发展，促进和造就了台湾经济的辉煌。不过中国的崛起，陈水扁的瞎折腾，很多中小企业又面临着破产。台湾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在2007年去太浩湖旅游时，因为大陆来的旅游团都不选择这条路线，而台湾旅游团加州套餐全都包括这条线，满车全是台湾人，其中就有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小企业老板经营厨房机械，被中国产品的低廉挤得要破产，到加州来考察，想转型。而这本应该是政府帮助他们做的转型工作。

            结论一个正确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好的政策发展就会加速。社会才能公平，社会矛盾才不会激化。

            奶奶的故事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希望大家了解那个时代。吸取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