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有报国心   无奈身夭折

------------记至死不屈的董启睿----------凌志云

            1939年9月19日，天刚发亮，家住成都厚仁街43号小院，川军高级将领董云宾的家里，随着几声婴儿啼哭传出，董老的夫人王兆瑛第八个孩子降生了。具有“多子多福”思想的董老将军虽然已有七个儿女，当他看到刚落地的宝宝又白又胖，哭声悦耳，不禁满心欢喜，笑逐颜开，遂对夫人倍加赞扬地说：“夫人，你真能干，又为我生了个乖儿子，我又可以多送一个好男儿当红军，与他的4个哥哥、两个姐姐共同奔赴前线，英勇杀敌，报效祖国了。我也可以再告诉刘伯承将军，我能够超额完成对他的‘承诺’了。这真是天助我也，何其快哉！”

            1940年左右，早已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破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土地，危及祖国的大西南。董云宾早已看不惯蒋介石的腐败无能、黑暗统治，又采取对日的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忍无可忍。他早已脱离军界，斌闲在家，但妻子王兆瑛却时刻关心着在前线浴血奋战，誓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4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生命安危。过去一直遵守“妇道”，足不出户的她，突改常态，带着她的一双小儿女，参加群众的抗日游行活动，并参加了成都妇女协会，成为一名宣传抗日的积极分子。一天，爱好唱歌跳舞的小女儿董启沛参加抗日义演活动，登台演唱《流亡三部曲》和《送寒衣》：“秋风起，秋风凉，抗日战士上战场，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清脆嘹亮的歌声，获得一阵阵的欢呼声。时年四、五岁的董启睿，待姐姐下台时不解的问：“姐姐，那些战士你都认识吗？为啥要做棉衣送给他们呢？”

            “弟弟，你年纪小，还不懂得我们有4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是红军、八路军，他们都在前线与日本鬼子兵英勇作战，才保卫了我们的家乡成都没有被日本兵占领，我们今天也才有安全的生活，你说，我们该不该给他们送棉衣、送钱粮？”

            “该，该，该！”董启睿一连说了三个“该”，并接着表态说：“我长大后也要当兵上前线，跟着哥哥姐姐打日本鬼子，保护爸爸妈妈和姐姐。”

            姐姐感动地连声说：“好弟弟，好弟弟！”说完随手抱住弟弟，高兴地接着说：“姐姐和你一样，也要学哥哥姐姐，当兵上前线，打死那些坏蛋日本鬼子兵。保卫我们的家乡不受侵略！”

            随着岁月的飞逝，不仅日本鬼子兵被我们打败了，就连那政治黑暗、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也被解放军打败了，大西南的四川也跟全国一道被解放了。经常爱听父母摆几个红军哥哥、姐姐英勇杀敌故事的董启睿，她的哥哥、姐姐们无形中成了心中的偶像，学习榜样，他的爱国、报国的思想也日益成熟。

            1950年进驻重庆的二野军大三分校，为了充实部队的军政干部队伍，开始招生了。比他稍大几岁的姐姐董启沛，捷足先登，考进了三分校。年仅14岁的董启睿一见，再也按耐不住急于参军的心情，苦苦哀求母亲从泸州把他带去重庆报考二野军大三分校，本来不够参军年龄的他，侥幸的是恰巧他的二哥董启强正是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的政委，经与组织研究，认为他表现不凡，意志坚强，便破格录取了他，使他如愿以偿，成为解放军的一员。进校后，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认真钻研，努力学习，讨论会上，他积极带头发言，并结合他以哥哥、姐姐为榜样的思想，坚决参加解放军，努力锻炼，英勇奋斗，报效祖国。他的发言受到同学们的热烈鼓掌，也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正当他决心努力学习，积极向上，争取早日毕业，到部队锻炼的时候，西南军区为培养空军飞行员，从三分校挑选了一批年龄小，身体好，学习积极的同学到“成都航校预备班”学习，董启睿也是被选中的对象之一。进校以后，开始的第一堂课就是“劳动建校”，以锻炼学员们的身体。不论挖土、挑担，董启睿都走在前头，本来就年幼体嫩的他，日以继日的超负荷劳动，难以持之以恒。尽管他累得腰酸背痛，脚软手疤，但他一生不吭，，继续带头硬拼。悲剧发生了，他因劳累过度，肾脏病发了。经医生检查，一只肾的功能已衰竭，必须立即摘除，方能保全另一只肾脏。这样，他成了一个独肾人。当飞行员的梦想已经破灭，他只得遵从校方的决定，回军大三分校另做安排，三分校安排他到图书馆工作。他苦思冥想，悲痛欲绝，但他终究是个有志的青年，他想：“我既不能当飞行员翱翔蓝天，保卫祖国领空；也不能持枪奔赴沙场，英勇杀敌，无疑是我的终身遗憾，但我应身残志不残，应选择一个职业，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也是一个青年应尽的责任。”他决心一面工作，一面积极学习，准备高考。皇天不负苦心人，几年后他终于考上原华西医科大学理疗系，成了一位大学生。经过7年的寒窗苦读，他终于毕业待分配了。不幸的是“十年浩劫”开始了，他被分配到会理县一个名叫新安的公社当“赤脚医生”。这里既无他所学系科的医疗设备，也没有什么药品，使他处于无用武之地。但他并不悲观失望，仍抱着一颗“救死扶伤”的心，走乡串户，为群众治疗疾病，或向群众讲一些卫生保健知识，甚至为产妇接生，受到群众的高度赞扬，称他是一个继承红军传统向哥哥姐姐学习的好医生。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原华西医科大学发觉他们对董启睿的工作分配不当，立即与省委有关部门研究，下令把他调回华西医学院工作。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回到母校后，学校告诉他没有收到他的档案，既不能给他发工资，也使他夫妇和小孩领不到两票。无钱无粮，岂不把他们夫妇和孩子活活饿死？在这生死关头，他立即返回会理索取档案，但出乎意料的是，原单位以难以说明的原因称他的档案遗失了。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把他吓昏了。他一屁股坐到县招待所床上，茶水不进，不言不语，似一个“痴呆人”似的。直到第二天（1976年9月4日）清晨，招待员发现他早已停止了呼吸。

            一个革命家庭的青年，自幼就遵从父教，以几个哥哥、姐姐为榜样，立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服务于民，却这样不明不白，贫病交迫，气愤而死。呜呼、痛哉！真是不幸的人，含冤他乡，魂归故地的人！

            谁之责？谁之罪？谁能诉说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