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奉警察系统地下党委之命，趁敌增设“保防股”之机，利用人事关系设法打入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刑警处调查科。调查科是警察局内由军统特务组织直接控制，专门镇压我地下党和革命人士的反动机构。上海临近解放时，调查科改为政治处，原科长姚恺如（军统上校）升任处长，由军统特务头子，警察局长毛森直接领导，下设情报，调查，侦防，行动，资料，保防等股。我所在的保防股，主要任务是所谓“保密防谍”。党给我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敌人破坏我党及进步力量的情报。在上海解放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斗争是很尖锐复杂的，也是相当艰巨的，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1948年5月底，我在保防股获悉：敌人得知我党将于6月2日发动全市罢工罢课大游行，警局暗中下令作了布置，准备镇压。这一情况非同小可，我一下班就赶到静安寺警察分局向对我单线领导的韩复清同志作了汇报，他听了亦认为事关重大，随即报告了警委书记邵健同志（邵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个米店老板）。
6月2日上午，警察总局表面上平静如常，暗地里气氛异常紧张，西部底楼“飞行堡垒”大队集结的人员和警车明显增多，南部刑警处的各股人员也奉命集结待命，保防股也作了出动准备。但是到了中午，却突然宣布“解除戒备待命”。事后听说是因为已获密报，“共党今天不游行了。”我虽然至今很难说清到底我向党汇报的这一情况是起了多少作用？也许是敌人得到的情报不准确？也许是我们的党得知要镇压而取消了游行。但是从敌人暗中的准备情况看，如果我党6月2日发动群众游行？一定会造成重大损失，而那天我党没有举行游行，使敌庸人自扰，枉自虚惊一场。
1948年底和1949年初，我两次获悉当晚敌人要大肆逮扑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消息。第一次也是向韩复清同志当面汇报，记得逮扑对象中有两个人就是住在静安区的梵湟渡路，韩向领导邵健作了报告。第二次当我知道警局又要逮扑人的消息后，却不能脱身向党报告。因为敌人规定“知情者不准离开总局。”吃饭只准在内部餐厅（北部7楼），我就趁股内人员去餐厅吃饭的机会，用电话以隐语向韩复清作了汇报，大意是：“老徐，（邵健的化名）请我吃饭，但我今晚有紧急公事，不能分身，请务必尽快转告老徐及其朋友，我失陪了。”老韩显然完全理解我的意思，也用隐语说：“有数，放心，一定马上转告老徐，今晚不等你吃饭。”这两次大逮扑虽然是以军统，中统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为主，我们保防股只是作陪衬，但是敌人没有料到，客观上为我接触敌人机密，提供了难得的信息。事后得悉，第一次扑到的人很少，不少地方扑空；第二次扑人多一些，主要是近郊几所大学的进步师生，但是我党的大部分同志安然无恙。
当时保防股内有警官3人（正，副股长各一名，实习巡官一名），警员7名，在7个警员中，我是“巡佐”，相当警长，比一般警员的职，级都略高一点。我平时注意与其余6个警员搞好关系，不讨人厌。对警官布置的任务，我总是利用适当的时机，场合，方式，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向另外的6个警员吹吹冷风，如说：“无非官样文章，你我何必认真，”“只能应付差事，大家混饭吃算了。”用这类话，来涣散敌人军心，瓦解敌人战斗力。当时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政权必败的趋势，已日益明显，所以我每次“吹冷风”之后，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这个股很快就形成情绪低落，消极怠工的局面。而且我很快发现，有两名警员（刘震东，陈渭春）在我“吹冷风”时总是与我互相呼应，“不谋而合”，有一次给我的印象最明显也最深刻：副股长宫凯发给每人一个袖套臂章，黄布上印有“保密检查”的红字，要我们带着这个袖章对可疑的警官进行检查或搜查。宫走后，我冷冷地笑着说：“算什么，发这种东西？”陈渭春就马上搭腔：“这种官样文章有啥用场？共产党还等着让你去检查出来！妙，真妙！”他是惯用这种嘲笑挖苦，插科打诨的方式泼冷水的。大家还未来得及表态，刘震东已怒形于色，他把臂章往桌子上用力一掼说：“谁要戴上这熊玩意到分局去坑害别人，‘老弟兄’们不揍扁他个臭小子才怪？”大家听了都替他捏了把冷汗，另外两个警员（一个河南，一个河北）还直点头地说：“可不是嘛，咱们可不能缺德…..。”这样一来，等于在7个人之间以压倒多数达成意向口头的“君子协议”：“谁也甭想拿这个臂章去为非作歹，坑害人，否则本股的兄弟首先不饶！”就这样使敌人的这一行动，没有起什么作用。当时我曾感到刘震东太像我们的人了，如果是的话，那他的“脸”有点“太红了”，我曾向党汇报，如果刘是党员，请党转告他要注意隐蔽，不要把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暴露出来。解放后我才知道，刘震东，陈渭春确实是从虹口区分局打入该股的共产党员。
1949年三四月间，人民解放军已挥师南下，饮马长江。保防股蔡股长叫我把全局40多个单位（总局各处个分局）的《保防小组人员名单》和《共产党嫌疑人员名单》按统一格式抄写成册。这是敌人布置的很重要的机密。所谓“保防小组人员”就是敌人暗布之鹰犬，而所谓“共党嫌疑”则是敌人可能镇压残害的对象。我抄写的名册在下午下班时，股长都全部收回锁在他的抽屉里，连该办公室房门的暗锁钥匙也由股长自己执掌，上班下班都由他亲自开门开锁，从不假手他人。为了获取这一重大机密，我只能在上班抄名单时，乘别人外出或不注意，暗自另记在香烟盒反面或其他纸片上，临下班前再用脑子尽量记一些名字。下班后立即到寝室写出来。这个办法效率很低，又不安全。于是我便想法去搞门锁钥匙，以便夜间潜入办公室抄写名单，但又无接触钥匙的机会。有一天，股长因下午有事将钥匙交给该股姓覃的实习巡官，要覃下午上班时代其开门。我与覃平日接触较近，于是我就趁覃午睡时，提前请他下楼去开办公室的门，他立即把钥匙交给我，说他也很快下去。我迅即下楼打开办公室，在该钥匙上蒙一纸片，用铅笔涂抹钥匙轮廓的图像。下班回到寝室后，我绘出一纸清晰的钥匙图形，发现与我的寝室外套间的钥匙很相似，暗中一试，居然也能打开，这下子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在夜深人静，换上胶靴，戴上手套，摸黑用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进去后立即把门反锁上。借着远处映进来的微弱灯光，将第一只未上锁的抽屉拉出移去，向下面一个抽屉内伸手取出装有名单的卷宗，夹在衣服内，锁好门，模回寝室。抄写两小时后立即送回办公室。这是我平时细心观察后，才发现名单是锁在股长第二格抽屉内，上面那只抽屉，并不上锁。我这样搞了三，四夜。第四夜却因我动作不慎惊动了敌人。那是一个礼拜六的夜晚，我潜入办公室，在拉抽屉时用力过猛，发出了“砰”地一声声响，对面304室有人喝问：“啥人？做啥？”我迅速把抽屉推回原位，轻手轻脚退出，锁好门，想一溜了事，但我考虑若绕着电梯走下三楼，很难不被追出来的人看见。这时我突然发现保防股隔壁的侦防股（303室)的房门虚掩未锁，立即转身推门进去，打开电灯，并故意把抽屉拉的砰然作响，假装在找围棋（我平时常在这房间下围棋），虽让我已经看到棋子，棋盘，却故意等着对面房门的人出来。果然对门走出一人，此人乃是政治处长姚恺如的亲信听差“小杨”，他睡眼惺忪地走过来责问我：“你到此地做啥？”我一面拿着棋子，棋盘走出办公室，一面冷冷的说：“我做啥你看不见？”他一时膛目结舌，目送我大摇大摆地下楼，但他又委屈地嚷起来，：“是姚处长叫我守在这里的，你们保防股房门有响动，这种事不是开玩笑的！”我漫不经心地说：“去你的吧，活见鬼！”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回到寝室，经覃巡官门口，他正和衣而卧，我进去对他说：“我睡不着，想下一盘棋。”他说：“我刚看戏回来，也睡不着。”于是就歪着身子陪我对？起来。少顷，杨闯了进来，很明显，他对我仍有怀疑，一看我与巡官在下棋，他先是一怔，也许心想是覃巡官让我去取棋的。我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对着扬说：“你找谁？干啥？”趁杨结结巴巴还未说明来意，我就声色俱厉地摆出巡佐的架子怒斥他：“没事来瞎捣乱，扫了我们的棋兴！”覃也未弄清怎么回事，也帮我训斥他：“连我们下棋你也管起来了，不想想你是干什么的？”杨不敢与当官的顶嘴，自讨没趣地走了。从此我猎取敌人机密名单的活动不得不暂时停止，好在过了不久，上海解放了。尽管这样，我还是陆续抄了30多个单位的“保防”名单和20多个单位的“嫌疑”名单，送给了韩复清同志。
我在敌人心脏里干了一年多，取得的情报到底起多大的作用，这是在地下环境中我所不需要，亦不应该知道的，而且按照严格的党籍，也不可能知道的。30多年过去了，当年斗争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艰苦斗争的岁月，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同生共死的战友。我在国民党警察局的地下斗争并不孤单，上海解放后我才知道，打入警察局调查科的地下党员除了刘震东，陈渭春外，还有杨俊臣和魏醒华同志，我们的党真是神通广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