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亲爱的二哥------董启文烈士                董启强1988年

我们尊敬钦佩的勇敢，坚定，聪明，多才多艺的兄长，战友，同志----董启文烈士英勇牺牲已经四十周年了。当我们悲痛的悼念他的时候，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缅怀，思念的特殊感情。

            在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共同成长过程中，我们总是形影不离。彼此非常了解，相互热爱，有着纯真美好的深厚感情。他那极富气质的爽朗，热情，聪明性格和飒爽英姿，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小时候我们个性虽不相同，文哥是外向的性格，我比较内向和安静一些，但是我们谁也离不开谁。罗世文和文哥，我在延安有较长的接触，他这样描述文哥的，他说：“启文粗犷，豪放，行侠仗义”。在所有兄弟姐妹中，都认为他有英雄气概。他用他短暂的一生证明了他是真英雄。

            民国初期，正处四川军阀混战的战乱时期，父亲董云宾是四川军阀的高级军官，在万县任过县长兼任城防司令，任过魏虎臣军阀的少将参谋，后又在刘湘部队任职。我出生在江津，文哥也出生在江津。幼年我们常处于不安定的流动生活中，母亲王兆瑛带着我们弟兄姐妹在四川很多地方住过，住得较久的地方是泸州，重庆，成都，这几处在幼年留下了一些印象。对多次住在泸州外婆家的印象较深。那时我在那里住过幼儿园，初小时，文哥即常带着我在郊区山林中嬉游，从小就爱活动，爱打小足球。

            我们家虽然不贫困，但父亲为了从小锻炼我们，在初小一二年级的年龄，即把我同文哥送到重庆江北贫儿院半工半读（贫儿不交学费，我们是“富儿”要交较高的学费）。在那里要和贫儿一起挑大粪浇田地。在幼年上学就得到劳动锻炼，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对“劳动”的有关态度。

            四川年年军阀内战，极为封建落后，1924年父亲脱离军阀部队出川在宜昌住了约一年。1925年赴武汉，父亲住汉口，母亲带我们弟兄姐妹则在武昌住下。

北伐革命军叶挺率部包围武昌，生活必需品---粮食毫无准备，在同饥饿斗争90余天后，武昌解放，文哥即得了重病-----------伤寒。几乎难于挽救，在父亲和中医的治疗下，在杨表姐的尽心护理下，才渡过来，身体骨瘦如柴，但是在后来的成长中，由于好运动，形成了健壮的体魄。

            武汉解放后，我们在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上学，正处革命高潮时期，我们都成为革命儿童团员，受到革命的洗礼。并且还学习一些武术。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上中小学期间又经历了白色恐怖时期，在童年的心灵中深深地留下了革命和镇压革命的鲜明对比。

大姐董启翔在1930年----1932年上高中时已同左倾的进步老师和几位进步的文化人：陈荒煤，吕骥，张庚等认识。大姐对我们进行了革命思想的启蒙。

1932年夏，大姐高中毕业，我初中毕业，父亲同意我们姐弟三人赴北平升学。

到北平后，在大姐的积极启发诱导下，我们于同年秋同时加入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社会科学家同盟”1933年一月二十八日，经大姐介绍，同时宣誓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革命组织后，学习党的文件北方红旗和国内外进步文学作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听革命报告，秘密散发革命传单，涂写革命标语。在王明左倾的路线下，暴露了我党地下革命力量，很多同志被捕，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特别是1933年上半年，日本威胁平津，蒋介石派宪兵第三团蒋孝先进驻北平，对革命学生运动残酷镇压。地下党团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团为了疏散和保持力量，很多同志调离北平。文哥三四月调离北平赴东北抗日同盟联军吉鸿昌部，大姐调天津组织“特委”地下机关。组织决定我暂时回四川家。同年五月，大姐到车站送我离北平经武汉返川。先到泸州母亲处，即赴成都。同年冬去眉山郭熊祺军士教导队学军事三个月。

文哥化名赵幼云任排长，随吉鸿昌的这个抗日“铁军”转战于热河长城内外，作战 勇，特别是他在攻克多伦等战役中带领全排英勇杀敌，卓立战功，经该部队的党组织批准，七月火线上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9月，东北抗日同盟联军在日寇和蒋介石的夹击下失败后，文哥返回北平找大姐和组织关系，没有找到，失去了组织关系。1933年冬返回四川成都家。我于1934年初在军事教导队毕业返成都，才知道文哥也回到家中。为了出川找组织关系，父亲同意我和文哥到南京报考中央军官学校。

1934年夏，抵南京。考中央军官学校未被录取，考入军政部化学兵队（化学兵学校）。在此期间，我们积极广交朋友，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创建了秘密革命组织“读书会”进行地下革命斗争。1935年初，经陈阜同志同浙南特委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文哥和陈阜的领导下，开展了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斗争，发展了组织，余瑛，黄文等都是主要成员，文哥和陈阜是主要负责领导，我是基层支部书记。

这期间文哥是篮球队员，我是足球队员，1935年夏，我们还横渡了长江。

1936年初，浙南特委决定让一些同志到浙南开展游击战争，董启文，傅任波，张焰昌，王太然，陈坚，黄文，张登义和我八人脱离南京化学兵队，开小差秘密赴上海，王太然，傅任波，张焰昌，董启文四人去浙南，我带领张登义，陈坚，黄文四人去陕北苏区党中央所在地保安。

1936年冬，我在少共中央工作，不久到保安中央红军大学学习。双一二事变后，党中央，红大到延安，红大改为抗大，我在三队二队学习。“七七事变”赴前方三元坝子时，偶然遇到文哥和张焰昌，文哥说组织决定他们去前方部队教导队学习，他们没有带党的组织关系，去前方不易解决组织关系，我劝他们去延安。他们经组织同意后，赴延安。我分配到红军援西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后红军援西军整编为八路军129师。

1944年冬，我由前方返抵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文哥“抢救运动”中的问题仍未作结论，隔离在党校“临时支部”没有自由，我通过组织曾和文哥见面，见面时仍跟有人监督，后曾数次偶然见面。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即将赴前线，当时文哥仍未恢复自由，我去找胡耀邦同志（任总政组织部部长）他给我建议，要文哥给康生写一简信，要求组织作结论，后康生批给中组部办理，组织部把问题基本上“平反”，但留了一个南京化学兵队一个重要问题没澄清的尾巴。1945年底，文哥同我们一起编到开赴东北的大队从延安抵张家口待命，几次乘火车都因同国民党军队战事影响未能动身。后国民党军队占领叶伯寿交通要点，切断了张家口赴东北的通道，组织决定赴东北的干部大队由冀察晋军区(聂师部)分配工作，文哥迟迟不分配，并决定分配到白区工作（因仍有“历史问题尾巴”，实际上是抛弃他）。我前去找当时当地最高组织负责人黄火青同志，不同意文哥被分配到白区，要求回延安彻底解决结论问题，经争论，最后黄火清同意文哥返延安解决遗留的“历史问题尾巴”。我从带的几匹牲口中给了文哥一匹白马，送他上火车返延安。我要求返原部队，于1945年夏返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不久就进入全国的解放战争，此期间收到文哥来信，告诉我在延安，经中组部夏子栩（夏大姐）将“历史问题尾巴”去掉。历史问题解决后赴东北。

1949年渡长江胜利进驻金华时突得翔姐来信，告知我文哥于1948年鞍山战役光荣牺牲的不幸消息。心灵受到沉重打击，悲痛万分，我们失去了亲爱的手足，同志，战友，我军失去了优秀指挥员和杰出的军事理论工作者。

启文烈士走完坎坷的32年，默默地告别了革命生涯，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未能充分地发挥他的优秀指挥才能。让我们深感遗憾。今天在这里重温过往的经历对他也是一个告慰。对我也是一个安慰。希望他安息，希望后人继承他的遗志。1988年董启强于总装备部第九干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