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董启沛
（一）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之际，在缅怀为创建共和国而献身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的同时，也联想起为他做过贡献的千百万认识。董云宾就是其中之一。
董云宾，原名代安，四川巴县人，他是贫苦农民董万川的长子。在私塾里读了“三字经”，“百家姓”之后，利用放牛，做农活的空隙，又读了“四书”，“五经”。由于勤学苦练，写得一手挺拔刚劲的毛笔字。
母亲早逝，他随其父进城，在继母开的一爿药店里当伙计，细心地跟郎中学了一些中医切脉，开方的知识。后来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弃“药”投戎，参加了揭竿反清，讨袁的革命军，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由于他身强力壮，求知欲强，又吃苦耐劳，英勇杀敌，在20世纪20年代，已由摸，爬，滚，打的一名普通战士，升为班，排，连，营，团长，而后成为川东万县的城防司令兼万县的“知县”，其间适逢所谓“红毛子”（红军）“闹事”，上级令他严加镇压。而他却认为：“红毛子者，乃一群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庄稼汉也。”怎忍心镇压同根生的自己人？所以他采取软拖暗推的手法，迟迟不付诸行动。
1921年前后，他又调任为熊克武部下的团长。事有凑巧，恰与同时在熊克武部下任团长的刘伯成为同僚。同属于川军第二混成旅管辖。他们志同道合，感情融洽，齐心协力，并肩作战，征战与重庆（巴县）泸州，顺庆（今南充）等地。因而随着“讨袁护法”之战的开展，而后慢慢转化成各地军阀混战。当时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刘伯承将军决定弃旧投新，约他同行，随吴玉章出川寻求能领导“中国彻底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时，董云宾是高兴有此机会，而后又顾虑重重地说：“我一是三男两女的父亲了，如果丢下他们就无法生存。故而心有余而力不足，欲行不得，只有请你先行，我随后找机会跟来，万一我今后不能跟你们一起闹革命，也一定把儿女们培养成人，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掌握知识，继承我未成的遗志，跟随你们去闹革命，为挽救祖国，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他们不会辜负我对他们的希望。”
作为一个正直而具有爱国之心的军人董云宾，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若不与之同流合污，这里（他的工作）就他非久留之地。但若全然脱离他所依附的势力，则犹如他常说的：“丢了棒棒遭狗咬。”于是他采取巧妙的“回避”办法，请“长假”暂时脱离川军，回到泸州茜草坝。这里有他的岳母王三老太太为女儿王兆瑛（董云宾之妻）买下的几十亩田地。因岳母耽心女儿没有文化遭遗弃，老人认为有了田地，就有了依靠。
回到泸州后，董云宾在茜草坝种植起柑橘来了，并且经过潜心研究制造出了“橘精酒”开始在泸州挂牌出售，销往各地，慢慢受到欢迎，创立了牌子，生意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可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把儿女培养成人，叫他们跟随刘伯承将军闹革命。由于他本身是硬拼苦斗出来的一介武夫，又崇信“苦其筋骨，劳其心志”的儒家遗训，以及“黄棘棍下出好人”的观念，所以他坚定地将年幼的大儿子董启文，二儿子董启强，以自费的方法送到“重庆江北贫儿院”去接受劳动锻炼，培养他们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以便将来接受艰苦的考验。但他并没有认识和预料到这一举措为后来他们参加红军革命行动，打下了基础。
1925年左右，为了扩大他经营的“橘精酒”的事业，他邀约了几个朋友一同到武汉，合伙集资正式建立了一个“橘精酒厂”。他的妻子和儿女也随同他一道来武汉。他的大女儿董启祥，大儿子董启文，二儿子董启强，二女儿董启纲，三儿子董启勋，也相继进了武汉的高中，初中和小学读书。他们亲眼见到北伐军攻打并占领了武昌的战争场面。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到学生们的“游行示威”行列中，进行秘密宣传，张贴革命传单。甚至参加“飞行集会”。为避免军阀，军警的逮扑和打击，董云宾对儿女的这些活动大家赞扬和支持。只是提醒儿女们说：“水龙头打湿衣服，最多闹闹感冒，而枪弹是不长眼睛的，你们要小心行事呀！”
二儿董启强当时还是个年仅九岁的小学生，一天放学经过外国租界，无意之间撞了外国租界门外那块“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手们的外国军警跑过来就是一顿辱骂，并狠狠地掐了一下他那胖乎乎的脸蛋。启强认为他受了污辱，怒从心起，跳起身来用力“啪”的一记耳光打在那个军警的脸上。这突如其来的一记耳光，把那个家伙打懵了，一时没有回过神来。恰在此时一辆小汽车路过此地，车上的人叫司机一把将启强拉上了车，飞驰而去。原来此人认得他是董云宾的儿子，使他得以免遭毒打和侮辱。启强回到家里，把路上的事告诉父亲。董云宾听了高兴得哈哈大笑地说：“好啊!好啊！你这小子有骨气，有出息。不过今后遇事不能这么莽撞，不然要惹出事来。”
若干年后，董云宾还常常对人津津乐道地夸奖启强从小就勇敢，就有民族自尊心，这是启强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此后为了让儿女们接收到良好的教育，见见世面，董云宾又支持儿女到政治和文化较发达的北平去上学。当时他的大女儿刚满20岁考进了北大，16岁的大儿子启文，14岁的二儿子启强也一同考入了中华中学，他们不仅努力学习，更重要的是有机会接受了新思想，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并且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科学家联盟”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他的大儿子董启文先行征求了父亲的意见，勇敢地离开学校，化名赵幼云去了张家口，参加了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投入了抗日斗争。由于该部官兵上下一条心，同仇敌忾能攻善战，屡打胜仗，使日寇望而生畏，因而该部被称为“铁军”。董启文任排长，随部队转战于热河地区，长城内外。特别是在攻克多轮的战役中，他率领全排，勇敢沙地，卓建奇功，受到上级的表扬，消息传来，董云宾得知大儿子年轻有为，勇敢善战，无不显露得意之色，见到朋友和熟人就说：“那个赵幼云者，其实是我的大儿子董启文的化名也！”
1933年7月，在一次对日寇战斗中，启文所属部队的中共组织批准他火线入党，成为正式党员，时年19岁。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与日军暗中相勾结，“铁军”因而遭到内外夹击而失败。为了东山再起，启文只好暂时隐蔽党员身份，只身离开部队，暂时回到成都家中，伺机而动。
董云宾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人多是优势，而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武装力量，才是首要条件。所以当他得知大女儿启祥要去日本留学，学习先进技术，便立即给她汇款作为路费，给予她大力支持。（他并不知道启祥是中共党组织派出留学的，当时启祥和任白戈同行去日本，同属一支部领导）。另一方面同意并支持两个儿子启文和启强考入“南京国民军政治化学兵队”（也称化学兵学校）。他们在学校除了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还积极学习英文，德文。在化学兵队里，他们广交朋友，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1935年初，还带头创建了秘密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同时多方寻找党的组织，终于同中共浙南特委接上关系。
这时，由于形势所逼，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了江西，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在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奉命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浙南地区的平阳，瑞安，乐靖，欲环等县，相继恢复和成立了中共党组织。以叶挺鹏为首的中共浙南特委认为，要进一步开展浙南的游击战争，必须吸收一批智勇双全的军事干部才行。经过认真研究，中共浙南特委立即与富有军事指挥经验的共产党员董启文取得联系，要求他从南京化学兵学校联络一批学员去浙南帮助他们开展游击战争。于是董启文率领了7位具有革命思想的通知，借假日外出的机会，成功地开了“小差”。他们化妆后先到上海。为了培养干部，当地地下党组织安排由董启文，董启强两兄弟分别行动，董启文和三位同志赴浙南，董启强则和另三位同志赴陕北，保安，进入红军大学，进行培训。
董云宾得知大而启文去了浙江，担任了浙南特委副书记兼军委副主席，在温州以南的平阳，瑞安等地指挥游击战，二儿启强到了保安进了红军大学学习，非常高兴。对妻子说：“我们的大儿子已经到了浙南了，当了担任了浙南特委副书记兼军委副主席，二儿启强成了延安红军大学的第二期学员。他们都已经是红军了，我对刘伯承的“承若”已经开始实现了。如果刘伯承得知这个消息，一定认为我这个老朋友说话算数，没有食言，够朋友，是个真正的爱国将领。“
小小年纪的儿女启纲，只有16岁，是个上进的孩子，他羡慕大哥，二哥的革命行动，而且决心向他们学习，走他们的道路，所以一听说大哥董启文担任了浙南特委副书记兼军委副主席，就暗中与大哥写信联系，表示要跟他一起闹革命，求他助她一臂之力。大哥启文为有这样一个妹妹而骄傲，立即给她写信，鼓励他先离开闭塞的四川，到上海求学，然后再找机会送她去延安读书。他先试探地对父亲说：“我想去上海找大哥读书，你说好吗？”父亲一听很惊讶得说：“乖女儿，你的想法很好，我支持你，但是你的年纪还太小，你出远门爸爸妈妈怎能放心？你别心急，革命的道路很长，你安心读书，等你高中毕业，再去找大哥哥闹革命，我和你妈就放心了。你说好吗？”
启纲当时正是充满幻想，求知欲强烈的时候，要求去外面见世面的心切，担心爸爸以后也不会让她走，因此，她积极暗中作准备。几天后，启纲带着9岁的弟弟启昭乘黑夜离家出走，这是她父母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们焦急万分，四处打听儿女的下落，但一无所获，因为启纲姐弟俩先乘汽车后改坐轮船去伤害了，直到半个月后，收到大儿子董启文从上海发来的信，告诉他接到了启纲和启昭，并安排好了他们的生活，准备送他们进学校读书，叫他们一切放心。他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地。他不仅不责怪儿女的不辞而别，而且暗暗称赞道：“这女娃儿敢做敢为，有胆识，有气派，将来一定有出息！”
（二）
当董云宾的二儿子启强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时，当时的党中央委员罗世文同志，是启强的老师。中央派罗世文到四川加强地下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宣传抗日战争的急迫性，必须联合地方军队（川军）一致抗日。刘湘是四川抗日统一战线争取的关键人物之一。需要一个可靠而又得力的人来牵线。党组织了解董启强的父亲是川康绥靖公署的少将参议，在四川有一些名望，接触当地军政要人的机会较多。所以让启强介绍罗世文同志直接与他父亲联系。
一天，住娘娘庙街的董云宾家，来了一位身穿灰色长衫的人拜访董云宾。与董老见面后，毕恭毕敬的施了礼说：“董老先生，你好！我是您的儿子启强的朋友，他特意介绍我来看你的。”
董云宾一听是二儿子介绍来的，喜出望外，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客
人，急忙让客人就坐，叫佣人递上茶水，连声说：“请坐，请坐！”然后和罗世文聊起来，当他得知罗世文的来意后，便积极建议说：“我介绍你与蔡军石联系，他是刘湘的得意门生，他也曾被地下党派赴延安学习，后被派回成都做地下工作。他现在是“武德学友会”的科长，与刘湘关系密切。“
罗世文和董云宾的交往中，了解到董的思想主张与当时的共产党的“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方针是一致的。于是由董云宾介绍，他很快和成都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车耀先同志联系上了，当时车耀县是中共四川特委委员。曾经在刘文辉？下当过团长，颇有影响力。
通过董云宾牵线，罗世文又认识了郭秉毅和但懋辛。郭秉义是冯玉祥介绍给刘湘的助手，是一位共产党员。此人颇具文才，在川军文职官员中，有不少是他的学生。后来他成了刘湘的高参，很受重用。
但懋辛，当过川军军长，是位具有爱国心的将领。因不赞赏蒋介石的为人品质，特别是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思想，持不同意见，因此，便借故辞职隐退了，过着不问政治的“隐士”生活。
通过他们对促进刘湘思想转变，同意派兵出川抗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后来通过蔡军石的推荐，罗世文同志在川康绥靖公署学院对担任了政治教官，使他有机会向青年学生们宣传抗日思想，使不少人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的风火燃遍了中华大地，也唤醒了全中国的热血青年，1938年，董云宾主动欢送初中毕业的三儿董启勋和几个亲朋好友的子女：李俊明，朱家训，程光柱，杨光刚等，奔赴抗日圣地延安，参加革命，成为革命战士。
1945年，“重庆谈判”伊始董云宾以无党派人士的名义应邀列席会议。按他本人的话来说：“是专程去会晤我所钦佩的伟人毛泽东，周恩来的。”当时已过花甲的他，称赞周恩来这位共产党很了不起，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因此，在会议休息期间，他找到周副主席说：“尊敬的周恩来同志，你不认识我，我却很崇拜你，因此，我已送六个子女赴延安抗大学习，他们先后都成了革命干部，这是我董某在尽力实现对刘伯承的诺言啊！”周恩来副主席连声夸奖说：“你是个有名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我也很敬佩你，特别是你先后送六个子女赴延安抗大学习，这是对我们祖国的一个贡献啊，人民不会忘记你，祖国不会忘记你！”
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为什么共产党对他有那样大的吸引力呢？”一是因为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干过农活，吃过苦，对底层群众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对不平等的旧制度有着一种自然的厌恶情绪。特别是从刘伯承将军的人品上所折射出共产党的光辉，对他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他才能够无所顾忌地支持自己的六个儿女投身革命。同时，又有那么多的有识之士云集于他的周围，这都是由于他向往革命，支持革命的行动所感召。
（三）
1949年底到1950年，大西南的云，贵，川三省得到全部解放，别说董云宾的心里有多高兴了。这是他期盼已久的心愿得以实现，因为他为自己六个子女能够为这一伟大事业贡献力量而感到骄傲。可是他并不满足，因为他的“承诺”未全部实现，还有一个小儿子，一个幺女还未参加到解放全中国这一伟大行列中。正当他心绪不安的时候，传来了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招生的消息，而他的二儿董启强正是三分校的政治委员，他义无反顾地鼓励小儿启馨，幺女启沛投笔从戎，报考三分校，经过考试，一切合格被录取。自此，他的五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成了革命战士。以后他的八个子女的成长发展更是令人瞩目，使人敬佩，除了大儿董启文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二女董启纲因病去世，小儿启馨夭折外，二儿董启强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政委，大女董启祥担任广西自治区艺术学院院长，离休前系广西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三儿董启勋担任华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幺女董启沛是画家，真是各个身负重任，贡献突出，人人成绩显赫，无比自豪。
当他送小儿启馨，幺女启沛投笔从戎，考取了二野军大三分校后，他立即给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主席，他的老战友刘伯承将军写信，报告了他的八个子女有三个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其中两个是红军，三个子女是抗日战争初期到延安的，其中两个参加了八路军……,最后谦虚地说：“刘将军，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跟你一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但我送八个子女参加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也算是实现了我对你的“承诺”，说明我是说话算话的，你说是吗？请你执教。“
刘伯承收到他的信后，十分高兴，随即给他回了信，对他倍加赞扬，并称它是一位真正的爱国将领，一位伟大的父亲，为祖国培养八个优秀的儿女，值得表扬，值得称赞，值得学习。
